北宋四方房(北宋四京的西京河南府)

房姓的清河房氏

注音： fáng xìng

姓氏源流

房（fáng）源出有二：

1、房姓诞生于距今约4300-4700年前,起源于姬姓，出自陶唐氏，是尧的后代，以国名为氏。尧的儿子开始被封于丹水，尧没有把帝位交给丹朱继承，而是禅让给了立有大功的舜。这是禅让制的肇初，也是“公天下”的开始。舜继位以后，改封丹朱于房（今河南省遂平县），为房邑侯。其子陵，袭封后以封地为姓，史称房陵，后代遂为房姓。其裔孙雅为清河太守（今河北省清河县东），房氏家族开始定居于此，并成为一个望族，后又因唐朝开国宰相房玄龄也曾任清河郡守，故此清河郡成为房姓人最重要的郡望。并有“天下房氏，无出清河”之说。

2、出自少数民族改姓而来。南北朝时，北魏鲜卑族有屋引氏，入中原后改为房氏。

舜继位以后，房渚及丹朱所受封地点。其裔孙雅为清河太守（今邢台市清河县东），清河房氏为邢台市古代十大名门望族之一。上古源于伊祁氏，出自远古尧帝之子丹朱的后代，属于以封邑名称为氏。尧帝的儿子朱开始被封于丹水，史称丹朱。尧帝认为：“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为能有一个带领大家克服天灾的继任者，尧帝没有把帝位交给丹朱继承，而是禅让给了立有大功的舜，这就是禅让制的肇初，也是“公天下”的开始。舜继位以后，改封丹朱于房(今河南遂平)，为房邑侯。丹朱之子陵，袭封后以封地名称为姓氏，史称房陵，后代遂为房氏。其裔孙房雅为东汉桓帝刘志执政时期(公元146～167年在位)的清河太守(今河北清河，一说为今山东武城，待考)，房氏家族开始定居于清河，并逐渐形成为一个望族，史称房氏正宗。后又因唐朝开国宰相房玄龄也曾出任清河郡守，故此清河郡后来成为房氏人最重要的郡望，并有“天下房氏，无出清河”之说。夏商周（春秋）夏（约前2100年～约前1600年）、商（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之时，朝廷亦不敢等闲视之。周朝（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256年）时周王室与房氏曾屡通婚姻。《国语·周语》云：“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实有爽德，协于丹朱。丹朱凭身以仪之，生穆王焉。”意思是说，周昭王的妻子房皇后受其始祖丹朱神明的附体，而生下了周穆王。周穆王是周朝比较有名的君王之一,可见房氏因始于丹朱可上溯自帝尧，在周时受到了尊崇。丹朱第36代孙房钟,周昭王（公元前995年左右的）时仍袭爵为房邑侯“

出自春秋时期出国之邑房渚，属于以地名为氏西周以前，房县为彭部落方国。《房县志》卷六载“......（尧）帝子丹朱避舜于房陵。舜让弗克，遂封于房，是为房子国。”。春秋时期称为“防渚”，属麇、庸二国之地，后成为楚国的一个邑地，改称“房渚”。到了秦朝时期，秦始皇改房渚为房陵郡，在唐朝武德初年又改为房州。在历史文献《房县志·事纪》中记载：“周倾王四年春，楚子糜，成大心败糜于房渚。”房渚，就是防渚、房陵，即今湖北省十堰市房县。两汉房钟第12代孙为东汉（公元25年～220年）司空房植,第13代孙房雅于公元前32年任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9年）成帝末年的清河太守（今河北清河县东）,【注：家族大了，经多辈繁衍，晚辈比长辈年纪大，实属正常】，房氏家族开始定居于此，并繁衍成为望族。两晋南北朝在南北朝甚至更早时期,清河房氏作为当地望门贵族,一直保持着与清河崔氏,范阳卢氏,勃海封氏等望族的通家之好相互联姻。到公元4世纪末，清河房氏与清河崔氏、平原刘氏等家族因战乱部分迁移到山东半岛，成为慕容氏南燕国的上层家族---青齐房氏。房氏家族没有卷入北魏和刘宋在山东半岛的争夺，一直到469年以前，清河房氏一直是“世家大族”意义上的贵族。东晋时，河南房乾被朝廷派到北方游牧民族鲜卑那里做使者，后因中原战乱，无法回到中原，只好留居北地，因鲜卑人把“房氏”称为“屋引氏”，称“屋引氏“,但心中念念不忘故土故族。到了南北朝北魏时，中原局势相对稳定，其后代又举族南迁中原，并从“屋引氏“恢复为房姓，并在洛阳所在地的河南郡成为望族,被称为河南房氏。在古代，房姓的望族大多出自于清河。所以有“揖让乾坤房姓始”、“天下房氏，无出清河”的说法和“七刘八张十二王，天下无二房”之说。源于鲜卑化汉族，出自南北朝时期鲜卑拓拔部，属于南北朝时期在汉化的标志。在北魏孝文帝拓拔·宏(元宏)于太和十七～二十年(公元493～496年)迁都洛阳入主中原后，北魏王朝大力推行深化的汉化改革政策，在其过程中，屋引氏皆恢复汉字姓房氏人口远多于其他支系，是为河南房氏一族。清河房氏的分支。南北朝后期，由于周、隋、唐三朝对传统士（贵）族阶层在政治上打压，在用人上又以“开科取士”取代凭门第和族望选官任职的制度，象房姓这样的士族、仕宦不得为清望官，婚姻不得结高门第，政治地位、社会等级即因之而降低沦落，名人名相从此就很少出现。唐宋在唐朝，清河房氏五代三宰相，房氏家族于此时获得中兴，备极荣光。房玄龄长子房遗袭父爵为梁国公,高阳公主谋反事受牵连,削官削爵后举家逃迁到河南同时房乾的后代也以此地为郡望,称河南房氏。中唐（公元766年起）以后，在临淄房氏房玄龄一支及河南房氏一支相继衰落，房姓族人在整体上仍保持着传统士族的清高和傲气，较少通过应试出仕，也较少务工从商，而是大多选择了隐居乡野的消极避世态度，最终导致房姓在中唐以后大多为“农”业人口，在“士”、“工”、“商”等门类人才零落，成为散居各地的小姓，并因生计所迫流离失所，出走周边省份(如山东、河北、陕西、山东、江苏、浙江、广东、福建等)元明清直到明初才出现了房宽（明代名将）和房胜两位立了大功的将军。但房姓族人虽流徙四方，清白持家的风格始终未变。(1)房邑(河南遂平)尧的长子/房姓先祖丹朱始居.其子陵在此开国开姓.(2)浙江富春山(浙江桐庐县西)两汉之间新莽期间,一房姓人(房植之父),因不满新莽篡汉之政,举家隐居于此,垂钓为业,自称”渔父”,与当时名士严子陵友善.(3)广平府清河郡(河北清河县)汉桓帝时朝右公/河南尹房植回迁于此,其子侄辈房雅为清河太守,房姓于此成为望族.(4)江南九箫山房植晚年谢仕后游于此,并开基传业.(5)长沙植子房炽康曾任长沙太守.(6)吴山（吴郡）房植第四代孙房尚志,博通经史,于三国魏时尝”执教授生徒于吴山.”(7)陕西凤翔房植五代孙房凌霄,业儒学,于晋初迁隐于陕西凤翔府伏波村.(8)清河郡房植11代孙房景伯,梁武帝时,为清河郡太守.回迁.(9)山东青州府房植13代孙房彦谦,于隋炀帝时隐于山东青州府,在临淄县开基,殁于山东.(10)长安(陕西咸阳)房植14代孙房玄龄起于临淄,助唐开国后定居于长安,逝后陪葬昭陵,配享唐宗庙.(11)河南洛阳房玄龄长子房遗直本袭父爵为梁国公,高阳公主谋反事受牵连,削官削爵后举家逃迁于此.同时房乾的后代也以此地为郡望,称河南房氏.(12)济南郡房雅十九代孙谌，随慕容德南迁，因居济南郡。生四子：豫、坦、邃、熙，今称四祖房氏。(13)桂州府清河郡房植20代孙房启,始为句容总管,在容九年后迁桂州府清河郡,食邑三千户.(14)开封房植21代孙房宁静仕唐德宗朝,为开封府尹,其子房式仕唐宪宗朝,为河南府尹.(15)湖北武昌府房植25代孙房遵时,家资殷富,唐禧宗时因黄巢之乱,率妻儿游于湖广武昌府,置田庄居住.(16)燕贞定府(河北)房植29代孙房遇隆,宋贞宗时由府尹进擢侍讲,因与当权的丁谓意见不合,谢仕,徙于燕贞定府试剑石.(17)燕京永平府房植39代孙房蝇贞,当元纲不振,率家徙于燕京永平府.(18)燕京(北京)房植40代孙明思恩侯房宽,以天年终于京(燕京),葬于燕京永平府卢龙墓.(19)潮州府(广东梅州)房宽长子房远绍(字燕基,号万宝),受父命持牒南迁,先居福建宁化石壁村,后赴广东潮州府大麻社(即今梅州大埔银江镇)开基.

(20)济南府房宽次子房远统(字燕裕,号万珍),受父命持牒在山东济南府开基.(21)湖广桂阳洲房宽三子房远续(字燕传,号万珠),受父命持牒在湖广桂阳州开基.(22)燕京永平府房宽四子五子在永平府续牒.(23)扬州郡据史载,明初朝庭曾驱吴地民以实淮扬二郡，扬州于此时开始有房姓人集中居住,并逐渐繁衍流布,仅兴化一地,截止1990年即达6836人.(24)广东连南连南八排瑶房姓于公元960年入粤,至1985年已传41代.连南小三江镇福田村房姓,1953年经省民委识别确认属八排瑶支系。相传他们原共有三兄弟，到广东后先居住连南白茫，后三兄弟各奔前程，长兄去怀集，二兄去瑶山，三弟又转湖南。长兄之子从怀集迁到本县小三江田心寨对面的沙坝寨。民国24年（1935年），因洪水冲垮住房，又搬到福田村居住，至今已发展到11代。小三江镇房姓生产和生活习惯亦已与当地壮族、汉族无异。(25)山东郓城郓城房集房氏家祠上的一幅对联,说明郓城房氏一族本出自山东,但明朝洪武年间又由安徽颖州(今安徽阜阳颖上)迁至郓城.山东郓城房氏共分五支,分布于郓城、菏泽、定陶、曹县、梁山以及河南、安徽等地。其中东北三省也有不少房氏源自郓城。其中的老长支主要分布于郓城，老二支分布于定陶北二十五里陈集、菏泽牡丹乡、曹县、定陶北戚妃寺等。(26)四川自贡据传为明朝张献忠剿四川时从广东迁到四川的一支,其后裔中曾有一位为自贡最大的盐商。(27)蜀中绵阳、德阳、中江、大足等地广东大埔银江明万宝公后裔中的一支，于清雍正、乾隆年间，在“湖广填四川”的风潮中大量迁徙入蜀,分居蜀中绵阳、德阳、中江、大足等地。仅中江就有后裔6、7千人。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县金山镇狮子村.大锣村,杨家湾村,刘家沟村(28)马来西亚砂拉越闽南客家的一支,出自清河堂,具体从何时何地迁出,尚待考证.(29)山东微山县明洪武年间从山西洪洞县老鸹窝（也叫野雀子窝）迁至山东省微山县欢城镇的黄村、界牌口、高庄等处，并有族谱，昔年，在界牌口还建有宗祠，当地族谱15年一小修，30年一大修.(30)江苏雎宁明初自山西曲沃迁至江苏邳州望母山北房台子.

（31）甘肃靖远

明初自卢州府合肥县（今安徽合肥）正统二年（1437年）初为陕西汉中守备，复迁靖虏。甘肃房氏始祖房贵广东分布

①潮汕，其中汕头金平、龙湖、濠江区，潮阳棉城、海门；澄海东里、澄城；潮州湘桥区；潮安庵埠；饶平黄冈；普宁，聚居大坪流沙等镇；惠来，聚居东陇、神泉、隆江等镇。此外，原系潮汕地区的陆丰甲子等镇。

②梅州市梅县区城东镇汾水村；

③梅州市大埔县银江镇“房氏家庙”国器堂；

④深圳市观澜街道办事处樟坑径村；

⑤东莞市篁村区胜和联益村（旧称房屋村）。其先代世居山东定陶，唐房玄龄之后，宋代中叶，有房氏之朝奉公者，宦于南雄，后游东莞，家于篁村（今东莞篁村）（明陈琏《琴轩集·房氏族谱序》，明吾庆善《房氏族谱序》）。一说为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从山东济南迁入，曾建有房氏宗祠。

东莞凤岗镇三联乡排沙围村，迁入于明代；深圳市观澜街道办事处樟坑径村由此传入。

⑥连南火烧坪八排瑶；

⑦茂名化州笪桥朱砂大汉村，桃胡村，黄林村；

8.廉江良垌镇香木径村，石城镇姓房村（原名火烧山村）。

安徽分布

①宿州市泗县屏山镇大房村，小房村，山后房村

②合肥市

③芜湖市泾县、枞阳县等

④巢湖市和县沈家镇房侨村

⑤阜阳市临泉县（古称沈邱），四个房庄，另有房数、水房庄等，为清初李自成兵败后由房姓两兄弟从山东移民而来。传说距县城七里处的房楼，以前曾供过房玄龄的金盔。

⑥蚌埠市怀远县河溜镇枣林村、北湖村、房楼村；

⑦界首市大黄镇房庄村；

-安徽天长，从扬州庙头迁至此地。聚贤堂从苏州阊门迁入扬州，年代不详。

河南分布

①平顶山市叶县辛店乡东房庄村；

②平顶山市宝丰县商酒务镇房庄；

③邓州市明之前从北京或山东迁至濮阳再到当地

④内乡县赵店乡花洼村房寨，明末从邓州迁至

内乡县湍东镇，赤眉乡杨营村东房寨小组，

⑤信阳县

⑥兰考县，分布于黄河南北

⑦河南南阳方城县博望东房庄博望西房庄

⑧驻马店市/遂平县等

⑨周口市淮阳县明末从山东枣南庄迁来。

⑩商丘市主要集中睢阳区古宋乡五营村，该村房氏愈半，宗亲关系明晰。

山东分布

①聊城市茌平县朱官屯村；全村大约1000多人房氏姓名，辈分为：天，道，本，公，平，修，德，福，子，鸿等……村中还建有房氏祠堂！

聊城市莘县妹仲镇康园村；

②青岛莱西市南墅镇下堡村；

③山东济宁市邹城市房桃村；

④济宁市任城区，南张乡，房家村；

⑤淄博市博山区山头窑广村，两平村，八陡镇，茂岭村，源泉镇，麻庄村；淄川区昆仑镇宋家坊村

⑥威海乳山市五（午）极镇房家村，公元1400（永乐年间）由青岛即墨北阡村迁出；

⑦济宁市梁山县韩垓镇

⑧菏泽市郓城县双桥乡房集村；

临沂市河东区凤凰岭乡李公庄村，明末清初从山西迁来。

⑩长清区大房庄（济南市文昌区大房庄）；

⑾长清区五峰街道办事处北宋庄；

⑿济南市商河县孙集镇房家屯村全村1000余人房姓500余人，始祖明朝自河北枣强迁居于商至今已有500余年，年湮世远自迁始祖至六世祖之讳字称谓无以考据于清朝乾隆三十九年创谱立牒自十七世起辈次排序毓维家延乐心怀宝有常自二十七世起辈次排序诗书执礼泽立伟茂庆祥，二十世孙房延斌提供；商河县龙桑寺镇房家村（均由河北枣强迁至于此）；

⒀潍坊市安丘市大盛镇娄家庄村、房家官庄村。

潍坊市青州市孟古村、房古村。

⒁章丘市黄河乡的南房村和北房村。南房村已经有21代。清时期河北枣强迁入。两村的房姓人口大约800多人；辈份：培、佃、庆、英、俊、爱、孝、子。

临沂市苍山县房氏乐善堂分布：临沂市:苍山县房家村宝山前铁山城子东新兴伏山口大官庄陈桥仲村仲村河西魏村大坊村南新村大吴宅兴明郎庄胡官庄黄路郯城县：费县新庄罗庄区房庄枣庄市：驿城区太平庄山亭区王湾村市中区齐村后川江苏省：东海县新沂市棋盘镇管沈村人口：各地区共计人口5000人左右辈份：庭超敬铸宏毓振殿永学保家肇昌泰继世延文英华章传广远厚德忠良长先贤为道义兴绍子荣尚莱芜市佛羊寸

泰安肥城市安驾庄；

郯城县小房庄房氏宗谱载：“房氏先祖清光绪间，由江苏省瓦窑小街子迁此”建村。以姓氏得名小房庄。

房溜追记房氏墓碑载，房氏始祖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由江苏邳州小街子迁居于此建村。因村靠沭河拐湾处，水流湍急，故取名房溜。

房圩子清初建村，原名房家岗。后为安全，村周筑圩，改名房圩子。

西房庄回忆房氏宗祠碑载，房姓于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由山西洪洞县迁此定居，得名房家庄，习称房庄。1958年以村中新筑南北大路为界，分为东、西房庄，此村居西，故名西房庄、东房庄。

-新泰市养流镇上刘村,汶南镇南辰、重兴庒村

-德州市齐河县大夫营前甄乐陵市{县}花园镇房家村、临邑县德平镇房集村

-平度市吕家集

-微山县欢城镇的黄村、界牌口、高庄等处，有族谱，昔年，在界牌口建有宗祠；

-东阿县鱼山村；

-夏津县东李官屯房庄；

-汶上县，分布于义桥乡、南站镇、白石乡、郭仓乡、苑庄镇、郭楼镇、南旺镇等地，从临淄迁入，迁入后已传二十代。

-莱阳市柏林庄镇白石埠村，龙旺镇纪格庄；

-临沭县石门镇房巡会村。

-滨州市沾化县，主要分布在富国镇的房一、房二、大房家和小房家村，刘彦虎，吴家庄子、东杜、滨海乡的河溃村、下河乡的房岭村等。邹平县临池镇大房村、小房村。

-日照市分部在日照市区、三庄镇、西湖镇、龙山镇、五莲房家沟、莒县等地。

-即墨县 200-300年前从云南迁到山东。辈份：廷，正，大，太，世，安，克，文等，主要分布：金口镇，田横镇等。

-诸城县/沂水县/坦城县/莱芜县/新泰市/烟台市/郓城/鄄城县/蒙阴县/临朐县等

山东淄博沂源；

山东省文登市宋村乡山东村。

菏泽市单县莱河镇有西房六和东房六。

潍坊坊子区九龙街道下房村，上房村。

江苏分布

①泰州兴化市，明初由苏州迁至，其中：

茅山镇北陈村；

缸顾乡房家舍；中堡镇东、中堡镇西二村，始祖房公正武，来自山东省济南府余化县，后迁往苏州菖门三堂街，明洪武年移居到此；

大邹镇等

②扬州高邮临泽镇；

③镇江句容县陈武镇房家边村；

句容县移风乡/孝义乡；

④盐城东台市；

盐城射阳县特庸乡串河村一支，与江苏兴化中堡房姓一系为近支。

⑤江苏泗阳，主要居住在该县临河镇王三庄村，房湖村（清朝叫房家湖），同时洋河镇、屠园镇等地也有散居，历史名人有房震亨等（载入清<<泗阳县志>>；）。

⑥徐州沛县、新沂、铜山县

⑦徐州黄河南雎宁县房台子/张圩/姚集/庆安/王集/双沟等地；

⑧常州溧阳

⑨连云港云台区花果山乡小村；

北宋四京的西京河南府

北宋以前，洛阳已有十三个王朝在此建都。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像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几代建都洛阳之时，作为全国城市来看，都是城市之首，是洛阳城市极其辉煌的历史时期。隋、唐两代，长安与洛阳是西、东两都，城市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上下。可谓站在同一个制高点上，是当时全国两个最重要的城市。从中国都城的发展史上考察，自周秦以降，五代以前，建都在哪里，主要是在长安与洛阳两地之间进行选择，这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形势所决定的。

唐末战乱之后，长安、洛阳均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昔日的辉煌已一去不复返了，其中以长安为甚。五代伊始，朱温建立梁朝，史称后梁，把国都选择在汴州开封。不过，开封建都在草创阶段，朱温在以开封为东都的同时，又以洛阳为西都，并长期驻跸于此，所以洛阳仍保持着首都的地位。至于长安，则降为雍州，变成一个地方性的城市了。后唐之时，以洛阳为首都，虽以长安为陪都，实际上是徒有其名而已。五代中的晋、汉、周三代，依照后梁制度，称开封、洛阳为东西两京，即开封为首都，洛阳为陪都，北宋继之。由此可知，五代时期，建都在开封、洛阳两个城市之间选择，最后把首都的地位确定在开封，这也是当时的经济发展及政治形势决定的。

五代时期，从洛阳本身的城市演变来考察，时或首都，时或陪都，大体上保持着都城的地位，所以在唐末破坏之后，不断地有所恢复，已非长安可比。正因为如此，北宋一代，把这个陪都的地位摆在南京（河南商丘）、北京（河北大名）之上，继续加以扶持，使洛阳在全国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关于这一时期洛阳城市的具体面貌和特征，本文将分成若干部分来论述。隋唐时代的东都洛阳，有宫城、皇城和京城三重，京都之内，纵横各十街，整齐划一，表现出非凡的帝都气派。根据唐人韦述的记载，皇城至京城正南门的定鼎门大街，也即御道，广百步，其他如上东、建春二横街为七十五步，长夏、厚载、永通、徽安、安喜及左掖门等街，各广六十二步，余小街各广三十一步。[1]在街道之间，隋有一百零三个里，三个市；唐改里为坊，有坊一百一十三，市三。每坊四周各长三百步，中开十字路，四出趋门，从坊的大小相同这一点上看，比长安之坊还规整得多。

当时，洛阳的三个市，商业繁荣，经济发达。如唐之南市，即隋之丰都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隋之通远市，周围六里；大同市周四里，开四门，邸一百四十一区，资货六十六行。应当肯定，隋唐时代，洛阳是一座非常繁华的都市，实行着严格的坊、市分离制度。

唐自安史之乱后，洛阳就不断遭到战争的破坏，降及唐末，天下大乱。中和四年（884年），蔡州秦宗权遣将孙儒攻击河南尹、东都留守李罕之，“据京月余，焚烧宫阙，剽掠居民”，无恶不作。李罕之暂退渑池，孙儒又与诸葛爽“迭相攻伐”，民无宁日，这样经过几年的战乱破坏，“都城灰烬，满目荆榛”。光启三年（887年）时，张全义为河南尹，驻军于故市，“井邑穷民，不满百户”，“寂无鸡犬之音”。可以说，洛阳又一次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已经不像一个城市的样子了。

张全义进驻洛阳时，所带百余人，与原来的穷民百余户，在城内原南市地方，筑垒自固，是为北城。后于市南又筑嘉善坊为南城，且战且耕，招纳百姓，披荆种艺，经过几年的努力，“京畿无闲田，编户五六万”，“号为富庶”。显然，这里所说的“富庶”，不是城市的繁华，而是城市废墟上的农村化，稼禾满野，所以才没有闲田。

唐昭宗天复四年（904年）前，朱温准备迁唐都于洛阳，乃命张全义“缮治洛阳宫城，累年方集”。这年正月，昭宗东迁，为充实洛阳，朱温下令“长安居人按籍迁居，撤屋木，自渭浮河而上连甍哭号，月余不息”。这年二月，朱全忠还亲赴洛阳，督促工役，用牺牲长安的办法，来恢复洛阳的都城地位。这次究竟从长安迁多少人往洛阳，史无明载，但从“月余不息”的时间上推断，似乎有相当规模，人数是不少的。可是，张全义已把洛阳废墟变成农田。这对城市恢复工作又造成不小困难。唐哀帝天祐二年（905年）十月的敕书这样说：

洛城坊曲内，旧有朝臣及诸司宅舍，经乱荒榛，张全义葺理以来，皆已耕垦，既供军赋，即系公田，或恐妄有披论，认为世业，须烦按验，遂启幸门。其都内坊曲及畿内已耕殖田土，诸色人并不得论认。如要田业，一任买置，凡论认者，不在给还之限。如有本主元自差人勾当，不在此限。如荒田无主，即许认识，付河南府。

唐朝末年，先是经历过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的打击，后又遭受军阀的连年混战，洛阳城的官僚、民户，大批逃亡或死亡，房舍被烧。城市变成一片白地。唐政府承认张全义开垦的田土为公田，不准原业主认领，也即不承认他们的产业所有权。未曾耕垦的荒田，才允许原业主认为己业，还须到河南府重新办理手续。在这样一个事实的基础上，想要重建洛阳城，其难度是相当艰巨的。所谓唐朝的这一敕书，实际上是朱温颁布的，因此，朱温代唐建梁，洛阳城的变化并不很显著。

从五代时期的史实考察，真正对洛阳进行重建的是后唐王朝。唐庄宗于同光元年（923年）十月灭梁，年底即以洛阳为都城。次年八月，他在一道敕书中追述了汉、唐以来洛阳的富庶，并对后梁不重视洛阳一事作了一番斥责，然后表示了重建洛阳的决心和办法。敕书有这样一段话：

……自削平大憝，纂嗣丕图，重兴卜洛之都，永启朝宗之会，将资久远，须议葺修。务令壮观于九重，实在骈罗于万户，京畿应有空闲地，任诸色人请射盖造。藩方侯伯内处臣僚于京邑之中，无安居之所，亦可请射，各自修葺。其空闲有主之地，仍限半年，本主须自修盖，如过期不见屋宇，亦许他人占射，贵在成功，不得虚占。

这一敕书的内容，较之唐末，有较大改进，凡是京城空闲的土地，各色人等都可以申请盖造房舍，以为己有。京城内外的各级官僚，由于后唐政府还不能为他们在京城找到合适住房，只好允许他们申请占有闲地，自建房舍居住。原来有主之闲田，先令本主于半年之内自行建造房屋。过期不见动静的，也允许别人占有。后唐政府提出一条原则，“贵在成功，不得虚占”。这一规定，势必会加快洛阳的恢复工作。为落实这一敕书，后唐又下诏“令诸道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刺史等，并宜令洛京修完宅一区，既表皇居之壮丽，复佳清洛之浩穰”，同时又宣称，各地方官能否执行这一诏令，是“爱君之诚节”的一种表现。这样使各地方官纷纷在洛阳投资建房，加快了洛阳建设的速度。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城市建设规划，使建设处于一种盲目的状态，很快就暴露出自身的弱点来。

后唐同光三年（925年）六月，河南府开永通、厚载二门，并再次重申京城内空闲地的修营办法。是时，左谏议大夫崔huì曾经指出：

臣伏见洛都顷年当制葺之初，荒凉至甚，才通行迳，遍是荆榛。此际集人开耕，便许为主，或农或圃，逾三十年。近岁居人渐多，里巷颇隘，须增屋室，宜正街坊，都邑之制度既成，华夏之观瞻益壮。因循未改，污浊增深，窃惟旧制宫苑之侧，不许停秽恶之物，今以菜园相接。宗庙祠宇公府民家秽气薰蒸，甚非蠲洁，请议条制，俾令四方则之。

由此可知，在此以前，农田的开耕已逼近宫城，道路狭窄，“才通行迳”，城区之内到处是农田菜圃所用的秽恶之物。针对此情，崔huì才要求制定规划，不仅供洛阳重建使用，而且也令四方为则，这确实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大事。

后唐为了恢复洛阳帝都的面貌，同光三年（925年）八月，左补阙杨途上奏，认为“明君举事，须合前规”，要求毁掉张全义在城内所筑的南州、北州旧垒，改变“浩穰神京，旁通绿野，徘徊壁垒，俯近皇居”的局面。这年九月，后唐政府根据杨途的上奏，同意拆除张全义、李罕之的城寨，并要求河南府“先擘出旧日街巷，其城壕许人占射平填，便任盖造屋宇，其城基内旧有巷道处便为巷道，不得因循，妄有侵占。仍请限一月，如无力平kuī，许有力人户占射平填”。从这里可以得知，后唐恢复洛阳时，其道路街巷，基本上想按照唐代旧制，张全义等所筑的城寨、城濠均被填平。此时，后唐还重新建立了兴教门楼，以增加宫城南面的壮观。

但是，洛阳多年形成的事实，并非后唐一纸敕书马上就能纠正过来的。《册府元龟》卷十四《帝王部都邑》明宗长兴二年(931)六月戊辰条记载：

应京城六街及诸闻坊，先许人修建屋室，如闻侵地太多，乃至不通车驾。今后盖造外，须通车马，或有越众牵盖，并须划时毁拆。并果园池亭外，余种莳菜园空间田地，如本自办，即限三月内盖造须毕；如自不办，并许人收买。敕旨：伊洛之都，皇王所宅，乃夷夏归心之地，非农桑取利之田。当乱离而曾是荒凉，及开泰而兢为修葺，从来寂，多已骈阗，永安天邑之居，宜广神州之制，宜令御史台、两街使、河南府专切依次第擘划，晓示众多，勿容侵越，或有利便，亦可临时详度奏闻。其月，河南府奏：准敕、京城坊市人户菜园许人收买，切虑本主占佃年多，以鬻菜蔬为业，固多贫窭，岂办盖造？恐资有力，转伤贫民，敕旨：都邑之间，殷繁是贵，欲九重之转盛，在百堵以齐兴，作事断自于不疑，出令必归于划一。此据巡司申奏，为有乱射土田，遂设规程，令还价值，只要增修舍屋，添益闾阎，价使华夏共观壮丽。朝廷以邦本兴隆之计，务使骈阗，府司以园圃价例之间恐伤贫下，备详敷奏，须议允俞。其在京诸坊，若是有力人户及形势职事漕司等已有居第外，于别处及连宅置得菜圃，令园子主把或典赁与人者，并准前敕价例出卖，不得辄有违越。如实是贫穷不济人户，置得园圃年多，手自灌园，身自卖菜，以供衣食者，则与等第特添价值，仍买者不得广置地位，各量事力，须议修营，并要酌中，庶无逾越。

这段记载，对于研究洛阳在后唐时期的恢复一事，非常重要，可以说明以下几个问题：

(1)以前允许人户在闲地建房，由于盲目性大，没有计划，造房者侵地太多，挤占了原来的街道，使道路由宽变窄，“乃至不通车驾”，造成了交通的困难。

(2)针对上述情况，制定相应措施，建房时要保留道路的宽度，“须通车马”；如果不合此制，则要进行拆除。

(3)再次提出了“伊洛之地，皇王所宅，乃夷夏归心之地，非农桑取利之田”的原则，宣布原来开垦耕种的田地及菜园，均不在保护之列，原业主有条件的自己建房，无条件建房者允许出卖土地，只对贫穷自耕菜农的地价进行适当照顾而已。

(4)根据城市建设的需要，后唐政府令御史台、两街使、河南府协同合作，进行规划，使洛阳逐步进入有计划的恢复阶段。

(5)经过前段的努力，官僚形势职掌曹司及有力人户，在洛阳建起居第，增加了城市的壮观。为防止他们多占土地，不得不提出了一些相应的限制措施，不允许他们在别处及连宅再有菜园等。

(6)所谓“都邑之间，殷繁是贵”，遵循这一指导思想，在建设中尽量要求好一些，“贵使华夏共观壮丽”，“务使骈阗”等等，都反映出后唐洛阳城的特点来。

不过，从当时实际的建设来看，后唐绝不可能完全恢复唐代洛阳街道的制度。直到北宋，宋敏求撰《河南志》时，引证韦述记载的洛阳街道后，不无感慨地说：“今不复旧制矣。”这句话的实际意义，就是五代宋元间，洛阳的街道由宽变窄了，应是后唐城市规划跟不上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晋、汉、周三朝，以洛阳为陪都，许多官僚在这里安家，城市上虽无大的创举，但官僚们都在充实自己的家庭，修建安乐窝。这就是说，城市仍在不断加强建设，人口也有所增加，经济在继续恢复之中。

到了宋初，洛阳河南府的两个附郭县，一曰河南，管4乡54坊；一曰洛阳，管3乡43坊。两县中去掉所属乡村，共有93坊，大体上反映了西京坊制的恢复情况。北宋中期，西京有坊120，其中88个隶河南，32个隶洛阳。这些坊的形成，“自唐末五代，鞠为荆棘，复约依旧地列坊云”。由于洛阳城池广大，短时期的建设是不可能填满的，直到皇佑二年（1050年），张奎知河南府事，感到“坊久无榜”，“命布列之”，“按唐街陌，分榜诸坊”。从这些记载中可知，许多坊的建立或者说恢复，是大体上“约依”唐朝的街巷来划分诸坊的，至于坊的榜额，是到北宋建立90年后，才统一制定出来。

关于隋唐时期洛阳的“市”，至宋而逐步消失。如隋之丰都市，唐改曰南市。原占二坊之地，至贞观九年（935年）即占半坊，另一半名通利坊。唐末大乱后，张全义治洛阳，将南市改为临时的河南府治所在地，使南市与通利坊成为南北二城的居民区了，宋朝不可能在这里恢复那种坊市分离的“市”，只能一沿其旧。宋时洛阳的时泰坊，本为隋之通远市，周六里，这个市南临洛水，后亦废掉，唐显庆中旧市改坊，宋亦名大同坊。宋代洛阳有北市坊，本邻德坊地，唐显庆中创为北市，后废市改坊，包括邻德坊在内，原均为北市，到五代时，市的面积已大大缩小，尽管后唐时还在北市行刑，保留有北市之名，实际上很快就被官僚建宅与设置寺院而报废了，至宋而为应天院廨院。

由上可知，从唐末到北宋，洛阳原来的专门“市”已不见提及，都划成坊，增加了建筑，成了居民区。这个史实说明，宋代的洛阳城内已是由原来的坊市分离制，嬗变成新的坊市合一制，坊中居民面街而居，沿街成市，这是洛阳城市演进过程中的一大进步。根据《宋史卷八十五地理志》记载，宋代洛阳有宫城、皇城与京城（外城）三重，均为沿袭隋唐城而来，但周长略有不同。

宫城，周长九里三百步，座落在京城之西北。隋时，旧名紫微城，唐代相因，周长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高四丈八尺（注：关于唐洛阳宫城长度，《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作“城东西四里一百八十步，南北二里一十五步，共合十三里三十步”。《新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作“周长四千九百二十一步，其崇四丈八尺，长度合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二者所记宫城周长，均与宋不同，可见宋洛阳宫城可能有所缩小。所以《河南志》在《宋城阕古》部分记载：“宫城，周九里三百步。”注文说：“疑西与北经损减。”这是正确的。）。宋宫城南面三门，中曰五凤楼，东曰兴教，西曰光政；东面一门曰苍龙，西面一门曰金虎，北面一门曰拱宸，宫城东西有夹城，各三里余，东二门，南曰宾曜，北曰启明；西二门，南曰金曜，北曰乾通。

关于五凤楼，历经沧桑，很能反映出唐末五代时期宫城的一些变化。唐时兴建的五凤楼，在唐末已经不复存在，朱温迫唐昭宗东迁洛阳时，命罗绍威等重修五凤楼、朝元殿。“巨木良匠非当时所有，倏架于地，sù流西立于旧址之上，张设绨绣，皆有副焉。”《新五代史罗绍威》亦记载：“绍威取魏良材为五凤楼、朝元殿，浮河而上，立之京师。”罗绍威时为魏博节度使，实力雄厚，拥有一批能工巧匠，才能完成洛阳宫城的部分修建任务。

洛阳宫城之建筑，在唐末五代之时，相对来说破坏较少，所以朱温建梁后长期居住在这里，后唐又略加修复。宋开宝八年（975年）之时，为迎接太祖西幸，在这年十月至次年春曾大修一次，由庄宅使王仁guī与知河南府焦继勋督役，修葺之后，“宫室壮丽”，使宋太祖非常满意。当时的洛阳皇宫，共有9990余区，比开封宫城建筑为多。宫城内有一夹城，夹城内及夹城北为军营区，皆左右禁军所处。北宋中期，由于宫阙长期失修，“岁久摧圮”，令河南知府张奎“大加兴葺”。景德二年（1005年）八月，真宗将到巩县朝谒诸陵，下诏西京八作司修葺大内及诸司舍。至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时，京西转运司言，西京大内损坏屋宇，少4000余间，要求在次年春季修理时，“每二间拆创修之数一间”。可以说，在宋哲宗以前，西京宫城内之建筑，基本上是因袭旧制，或稍修葺，而无创建，甚或损坏严重，而无力增修。这里原来的宫殿群体规模大，而皇帝则很少到洛阳去，久而久之，也无心修理，才出现把旧房二折一的修葺办法，这样使宫城建筑日益缩小。直到政和元年（1111年），宋徽宗准备谒陵，才令京西转运使宋biàn“治宫城，广袤十六里，创廊屋四百四十间，费不可胜”。又，《宋史》卷八十五《地理志》记载，这次创修大内，“合屋数千间，尽以真漆为饰，工役甚大，为费不赀”。髹漆之时，“须骨灰为地，科买督迫，灰价日增，一升至数千”。兽骨不足，“至灰以人骨为胎，斤值数千”。洛阳城外四郊20里内之古冢，“凡衣冠垄兆，大抵遭暴掘。由此可知，北宋末年，宋徽宗时曾对洛阳皇宫进行过一次大修，城垣扩大到16里，超过了前代。同时，新创了廊房数百间，使宫城之建筑又达数千间，而且髹漆装饰也比过去讲究。从史籍来看，为髹饰建筑，乃至大发古墓，使地下文物遭到了一次浩劫，损失是相当严重的。

洛阳宫城建筑如何，作为宋代城市发展史来讲并不太重要，可是作为洛阳市本身而言，则应当重视，这是它作为陪都的必要条件。它建设的好坏，说明宋廷对洛阳的重视程度，又是必须加以论述的。

洛阳皇城，周长十八里二百五十八步，隋唐曰太微城，亦号南城，高三丈七尺，根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皇城周长为四千九百三十步，应合十三里二百五十步，似较宋皇城为小（注：《河南志》云：“皇城，宫城之外夹城也，周八十里二百五十八步……”显误，因皇城在京城之内，京城周长才五十二里有余。）。皇城为宫城之外夹城，当然亦座落在京城之西北。南面三门：中曰端门，东西曰左右掖门。东一门曰宣仁。西三门：南曰丽景，与金曜相直，中曰开化，与乾通相直；北曰应福。“内皆诸司处之”。

外城，周长五十二里九十步。南面三门，中曰定鼎，东曰长夏，西曰厚载；东面三门，中曰罗门，南曰建春，北曰上东；西面一门曰关门；北面二门，东曰安喜，西曰徽安。这座城是隋大业元年（605年）筑，名曰罗郭城，唐武后长寿二年（693年）增筑，号曰金城，城高丈有八尺。根据考古实测，周长为 米，合27.52公里。这应是一个准确的数字，但与唐城记载还不能完全吻合，而且唐城记载中，史籍亦有互相矛盾处，有待进一步考证（注：《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谓：都城南北十五里二百八十步，东西十五里七十步，周围六十九里三百二十步，按四周合计，实际只有六十一里三百四十步，与总数不合。《新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载，东都外城周长步，合六十九里二百一十步，与旧志所记总数稍有差别。《河南志》引韦述记云，城东面为十五里二百一十步，南面十五里七十步，西面十二里一百二十步，北面七里二十步，周回六十九里二百一十步，此总数与新志一致，可与四周总计不合。由此可知，各书记载不一，或传抄刊刻有误，或所记时间有别，待考。

洛阳唐代外城高度远比宫城、皇城为差，经唐末战乱，“摧圮殆尽”，破坏极其严重，周世宗时，“以洛阳城头缺，令葺之”。时兼中书令的武行德“率部民万余完其城”。这次修的究竟如何？《河南志》称“然甚庳陋”，甚至南墙部分或根本未加修筑。直到仁宗景景佑元年（1034年）九月十五日，宰相王曾还有这样的话：“西京水南地理阔远。居民甚多，并无城池，望令渐次修筑。”于是，宋廷下诏，由知河南府李君谷来办理此事。这次修的结果，据《河南志》云：“城雉仅完。”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司马光曾说洛阳外城，“卑薄颓缺，犬豕可yú”。显然缺乏昔日之壮观。

由上述事实可知，宋代洛阳城虽然保持隋唐三重城之格局，实际上远非昔日旧观，这不仅是简化了隋唐时代城内的许多建筑，而且连外城亦相当简陋，从根本上说是缺乏防御功能的。从三重城的高度上看，宫城为四丈八尺，皇城为三丈七尺，外城仅一丈八尺，中高外低，主要是显示皇家威严，这从整个城的功能上讲，已经不能和宋东京城相比了。不过，就全国而言，洛阳外城又是第一大城，其他城市在北宋一代不能和它相比，作为陪都是完全有资格的。与之同时，洛阳城在总体上仍占有重要地位，而保持自身的许多特色，颇值得认真研究一番。宋洛阳园林之盛，是这个城市的一大特色，非其他城市可比。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自然因素，即水土气候方面的优越条件，也有历史和政治的原因，即隋唐以来向为园林盛行之区，至宋，许多重要官僚在洛阳安家，故园林恢复的速度特别快。苏辙曾说：

洛阳古帝都，其人习于汉唐衣冠之遗俗，居家治园池，筑台榭，植草木，以为岁时游观之好。其山川风气，清明盛丽，居之可乐。平川之衍，东西数百里，嵩高少室，天昙王屋，峦扉迤，四顾可挹。伊洛涧，流出平地，故其山林之胜，泉流之洁，虽其闾阎之人与其公侯共之。一亩之宫，上瞩青山，下听流水，奇花修竹，布列左右，而其贵臣巨室，园囿亭观之盛，实甲天下。

苏辙是四川人，曾在许多地方做官，见多识广，他认为洛阳园林“实甲天下”，并非过誉之言。文章中说的“古帝都”，“汉唐遗俗”，可视为历史因素；而所谓“山川气候”之类，则指自然因素；至于所言“贵臣巨室”，那就与政治因素有关系了。正是这几种因素的结合，才使洛阳园林在宋代迅速恢复发展起来，长久不衰，在全国继续保持领先地位。

关于前述历史因素方面，优势是相当明显而重要的，如唐代“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所”。这批官僚馆第，虽经唐末五代离乱，绝大部分焚毁净尽，但故址犹存，特别是园石之类的遗留物相当多，成为可观的文化遗产，宋代的许多园林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故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中断言，宋之园林“多因隋唐之旧”，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自然因素方面，除上述苏辙讲到的以外，宋人李复亦云：“泉甘土沃，风和气舒，自昔至今，人乐居之。青山出于屋上，流水周于舍下，竹木百茂。”由此可知，洛阳自然因素中，最重要的特点是有山有水，土沃气和，宜于花草树木的生长。在政治因素方面，洛阳为宋之西京，五代以来，许多官僚于此安家，形成自己的安乐窝，至宋初，不少官僚在开封做官，其家仍安置于洛阳，可以说官僚聚居的程度，仅次于开封。住在洛阳的官僚或其家属，他们利用唐末五代以来的土地荒芜无主等情况，尽可能地扩大对土地的占有，其办法就是兴建园林，宅园结合，形成一种风气，互相攀比，园林之盛由此而起。范仲淹曾说：“西都士大夫园林相望。”穆修有《过西京》诗云：“西京自古帝王宫，无限名园水竹中。来恨不逢桃李日，满城红树正秋风。”长期居住在洛阳的司马光，对洛阳园林更是了如指掌，他亦有诗云：“洛阳名园不胜纪，门巷相连如栉齿。修竹长杨深径迂，令人悒悒气不舒。”此类诗句颇多，不再赘引，均可证明洛阳园林众多且盛，是人所共知的。

当然，提起洛阳园林，人们都会想起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其中提到19处名园，特别引人注目。因为这些园子不仅繁盛，而且各有特色，足以代表有宋一代洛阳园林的风貌，下面略作介绍。

北宋洛阳园林，首推曾任宰相的富弼家的园子。李格非说：“独富郑园最为近辟，而景物最盛。”董氏“以财雄洛阳”，其家建有东、西二园，虽荒芜不治，而其规模“尚足称赏”。东园北向，入门有栝树，粗有十围，并有亭台喷池等。归仁园以归仁坊而得名，尽一坊之地，“广轮皆里余，北有牡丹、芍药千株，中有竹百亩，南有桃李弥望。唐丞相牛僧儒园七叶桧其故木也，今属中书李侍郎，方创亭其中。河南城方五十余里，中多大园池，而此为冠”。洛阳城内120坊，这个归仁园竟独占一坊，所谓城内“多大园池”，那么园林在城市内所占的比重是相当大的。

洛阳的苗帅园，“又号最佳处”，原为故相王溥园宅，“园既古，景物皆苍然。复得完力藻饰出之，于是有欲凭陵诸园之意矣”。园中有七叶树二棵对峙，高百余尺，“春夏望之如山”。园中有大竹万余竿，皆满二三围，其他建筑，“制度甚雄奢”，然而还没有达到王溥故园的程度。

李氏仁丰园，原为唐相李德裕之平泉庄，花木种类甚多，除本地花木外，又移植大量的外地花卉，成为园中的一大特色。天王院花园子，本是一座佛寺，以种养牡丹出名。松岛园内种植的松、柏、枞、杉、桧、栝，皆美木。洛阳人独爱栝而敬松，松岛园内有数百年之古松，东南隅双松尤奇。此园本唐朝袁象先宅园，宋时属李文定公丞相，后又为吴氏园。

在北宋有枢密院枢密使官职吗几品

北宋有枢密院，设枢密使，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品级从一品。

“枢密使”正式设立是在唐宪宗元和初年，又称内枢密使，原本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处，由宦官担任，左右各置一员，以宦官充任，首任者是刘光琦和梁守谦。枢密使的职责就是承“上”启“下”，“上”是皇帝，“下”是宰相。

五代时改由士人充任，后又逐渐被武臣所掌握，办事机构也日益完善。为适应连年战争的局面，枢密使把军政大权握于一己之手，枢密使的职掌范围扩大到了极限，枢密使的地位迅速上升。

到了宋代，枢密使制又发生了变化，其任职者由五代时的武将逐渐转为以文官担任，职权范围逐步缩小。

宋代枢密使作为枢密院长官，与宰相共同负责军国要政，实则以宰相主政，枢密主兵，一般用文官，偶或由宰相兼任。

南宋开禧后，宰相兼枢密使为定制。

清常以枢密为军机大臣尊称。

扩展资料：

宋代枢密院与中书门下分掌军令与政令，号为“二府”，俗称“西府”，事实上是以枢密院的长官来分割宰相的掌兵之权。

宋代枢密院官职设置如下：判枢密院事、枢密使（知枢密院事）为正任官、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事)、签书枢密院事、同签书枢密院事。

宋初枢密院下设四房：兵、吏、户、礼。神宗元丰五年增至十房，后又加两房，总计十二房，分别是：

北面房（掌行河北路、河东路吏卒，北界边防、国信事）、

河西房（掌行陕西路、麟、府、丰、岚、石、隰州、保德军吏卒，西界边防、蕃官）、

支差房（掌行调发军，荆湖北路边防及京东、京西、江、淮、广南东路吏卒，迁补殿侍，选亲事官）、

在京房（掌行殿前步军司事，支移兵器，川陕路边防及畿内、福建路吏卒，军头、皇城司卫兵）、

教阅房（掌行中外校习，封桩阙额请给，催督驿递及荆湖南路边防）、

广西房（掌行招军捕盗赏罚，广南西路边防及两浙路吏卒）、

兵籍房（掌行诸路将官差发禁兵、选补卫军文书）、

民兵房（掌行三路保甲、弓箭手）、

吏房（掌行差将领武臣知州军、路分都监以上及差内侍官文书）、

知杂房（掌行杂务）、

支马房（掌行内外马政并坊院监牧吏卒、牧马、租课）、

小吏房（掌行两省内臣磨勘功过叙用，大使臣已上历任事状及校尉以上改转迁遣）。

（《文献通考·卷五十八》）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枢密使

北宋宰相被称为什么

宰相是对中国古代君主之下的最高行政长官的通称或俗称，并非具体的官名。宋代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正式官名，以参知政事为副相。整个宋朝宰相制度发生多次变化。

一、宋太祖建国后

宋太祖建国后，不断加强皇权，分化、削弱相权。实行“二府三司制”，宰相职权被一分为三，主要在于宋代设中书、枢密、三司分掌政、军、财三大务。宰相实际为中书门下平章事、枢密使、三司使、参知政事。

二、元丰改制后

元丰改制撤销中书门下，恢复唐初三省制度，置三省长官——尚书令、中书令和门下侍中。不过，这三个官位只是虚设，从不授人。

又仿照唐制，用尚书左仆射、右仆射代行尚书省的职权；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代行中书令的职权，他们是正宰相。这时，参知政事的名称被取销，而增设了四名副宰相，即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尚书右丞。

三、宋徽宗政和年间

蔡京任宰相，自称“太师”，总领门下、中书、尚书三省之事，改尚书左、右仆射为“太宰”、“少宰”，由太宰兼门下侍郎，少宰兼中书侍郎。钦宗靖康年间，又废除太宰和少宰，改为尚书左仆射和右仆射。

四、南宋高宗建炎年间

正式以左仆射和右仆射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正宰相，又将门下侍郎和中书侍郎改为参知政事，为副宰相。还取消尚书左、右丞的官称，大体上恢复了宋初的制度。

五、孝宗乾道年间

孝宗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又改左、右仆射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左、右丞相，参知政事照旧。除去中书令、侍中、尚书令的虚称。门下并入中书，称中书门下。

左右宰相主中书事，兼尚书省之长，六部直属于宰相，尚书省之制已废于无形，实际上这也是三省合一。从此，左右宰相成为全国最高的行政长官，尚书省只掌握六部，奉命执行政务。

扩展资料

历史上著名的宰相

一、开创先例相杰之首——中国第一宰相管仲

管仲名夷吾，字仲，又称管敬仲。周王同族姬姓之后，生于颍上(颍水之滨)。春秋时杰出的政治家、著名的军事家、军事改革家，以其卓越的谋略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第一个霸主。

二、才高齐天谋深如海——秦朝名相李斯

李斯，楚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主张以小篆为标准书体。

小篆又称秦篆，是大篆的对称，它给人以刚柔并济，圆浑挺健的感觉，对汉字的规范化起了很大的作用。小篆的出现，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根据《太平广记》引《蒙恬笔经》记载，是楚国上蔡人李斯所整理。

李斯是秦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他年轻时，起初在乡村做管理文书的小官，后来，随荀卿学习，当任廷尉。在秦始皇统治期间，李斯以杰出的政治远见和卓越才能，被任命为丞相。

三、功冠群臣声施后世——西汉开国名相萧何

汉朝初年丞相。谥号“文终侯”，汉初三杰之首。辅助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政权。

萧何是西汉初年政治家。沛(今江苏沛县)人。他不论在战争期间，还是在汉初恢复时期，都表现出了中国古代杰出政治家的风度和治国才能，几千年来都被人们所称颂。

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蜀汉名相诸葛亮

由于司马徽、徐庶的推荐，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向刘备提出了占据荆州、益州(今四川大部和湖北一部)，谋取西南各民族的支持，联合孙吴，对抗曹魏而后统一天下的建议，这就是有名的"隆中对"。

后来，刘备根据诸葛亮的策略，联孙攻曹，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占领了荆、益。曹丕代汉称帝后，诸葛亮说服了刘备，建立蜀国称帝，被任为丞相。

刘备死后，刘禅即位，诸葛亮"受遗诏辅后主"，封武乡侯，领益州牧，主持军国大事。当政期间，励精图治，赏罚严明，抑制豪强，任人唯贤，推行屯田政策，改善民族关系，东和孙权，南平孟获，六出祁山以攻魏，力图收复中原。

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与魏将司马懿争战于渭南，病死于五丈原(今陕西省眉县西南)军中，葬于定军山(今陕西省勉县东南)。年五十四，谥忠武。

五、道破天下事一策定乾坤——初唐名相房玄龄

唐朝初年名相。名乔，字玄龄，以字行。贞观前，他协助李世民经营四方，削平群雄，夺取皇位。李世民称赞他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

贞观中，他辅佐太宗，总领百司，掌政务达二十年；参与制定典章制度，主持律令、格敕的修订，又曾与魏徵同修唐礼；调整政府机构，省并中央官员；善于用人，不求备取人，也不问贵贱，随材授任；恪守职责，不自居功。后世以他和杜如晦为良相的典范，合称“房、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