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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人物之古代编辑刘向

刘向

姓名：原名更生，字子政

朝代：西汉

生卒：约前77-前6年

官职：历任散骑谏大夫、散骑宗正、光禄大夫、中垒校尉等职

简评：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

汉兴，承秦灭学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後，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是以扌监促舒，别向、歆，传载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之徒，所陈行事，讫於王莽，举十二世，以傅《春秋》，著於篇。

——摘自“国学宝典”东汉·班固《汉书》-卷二十七上·五行志第七上/百衲本

刘向(约前77—前6)原名更生，字子政，沛县(今属江苏)人。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刘向的散文主要是秦疏和校雠古书的“叙录”，较有名的有《谏营昌陵疏》和《战国策叙录》，叙事简约，理论畅达、舒缓平易是其主要特色。

人物简介

版本一

刘向是楚元王刘交四世孙。宣帝时，为谏大夫。元帝时，任宗正。因反对宦官弘恭、石显下狱，旋得释。后又因反对恭、显下狱，免为庶人。成帝即位后，得进用，任光禄大夫，改名为“向”，官至中垒校尉。曾奉命领校秘书，所撰《别录》，为我国目录学之祖。治《春秋谷梁传》。据《汉书·艺文志》载，刘向有辞赋33篇，今仅存《九叹》一篇。今存《新序》、《说苑》、《列女传》等书，《五经通义》有清人马国翰辑本。原有集，已佚，明人辑为《刘中垒集》。《楚辞》是刘向在前人基础上辑录的一部“楚辞”体的诗歌总集，收入战国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贾谊、淮南小山、庄忌、东方朔、王褒、刘向诸人的仿骚作品。

版本二

刘向历经宣帝、元帝、成帝朝;历任散骑谏大夫、散骑宗正、光禄大夫等职。曾屡次上书称引灾异，弹劾宦官外戚专权。成帝时受诏命校书近20年，未完成的工作由其子刘歆续成。官终中垒校尉，故又世称刘中垒。刘向典校的古籍主要包括《经传》、《诸子》和《诗赋》。典校时，又撰有《别录》。其后，刘歆以《别录》为基础，撰成《七略》，这是中国最早的目录学著作。原书已佚。东汉班固因《七略》而成《汉书·艺文志》，从中可以见到《七略》的梗概。据《汉书·艺文志》载，刘向有辞赋33篇，今仅存《九叹》一篇，见于《楚辞》。刘向的散文主要是奏疏和校雠古书的“叙录”，较有名的有《谏营昌陵疏》和《战国策叙录》。刘向的散文叙事简约，论理畅达、舒缓平易是其主要特色。此外，他还编著了《新序》、《说苑》、《古列女传》3部历史故事集，是魏晋小说的先导。明代张溥辑有《刘中垒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生平事迹

刘向(约公元前77—公元前6)，沛县(今属江苏徐州)人。原名刘更生，字子政，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楚元王刘交四世孙。宣帝时，为谏大夫。元帝时，任宗正。以反对宦官弘恭、石显下狱，旋得释。后又以反对恭、显下狱，免为庶人。成帝即位后，得进用，任光禄大夫，改名为“向”，官至中垒校慰。曾奉命领校秘书，所撰《别录》，为我国最早的图书公类目录。治《春秋彀梁传》。著《九叹》等辞赋三十三篇，大多亡佚。今存《新序》、《说苑》、《列女传》等书，《五经通义》有清人马国翰辑本。原有集，已佚，明人辑为《刘中垒集》。

1、《新序》是刘向采集舜禹以致汉代史实，分类编撰而成的一部书，原书三十卷，今存十卷，由北宋曾巩校订，记载了相传是宋玉对楚王问的话，列举了楚国流行歌曲《下里巴人》、《阳阿》、《薤露》等，说是“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

2、《说苑》按类编辑了先秦至西汉的一些历史故事和传说，并夹有作者的议论，借题发挥儒家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带有一定的哲理性。

3、《列女传》：有虞二妃者，帝尧之二女也。长娥皇，次女英。舜父顽母嚚。父号瞽叟，弟曰象，敖游于嫚，舜能谐柔之，承事瞽叟以孝。母憎舜而爱象，舜犹内治，靡有奸意。四岳荐之于尧，尧乃妻以二女以观厥内。二女承事舜于畎亩之中，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骄盈怠嫚，犹谦谦恭俭，思尽妇道。瞽叟与象谋杀舜。使涂廪，舜归告二女曰：“父母使我涂廪，我其往。”二女曰：“往哉!”舜既治廪，乃捐阶，瞽叟焚廪，舜往飞出。象复与父母谋，使舜浚井。舜乃告二女，二女曰：“俞，往哉!”舜往浚井，格其出入，从掩，舜潜出。时既不能杀舜，瞽叟又速舜饮酒，醉将杀之，舜告二女，二女乃与舜药浴汪，遂往，舜终日饮酒不醉。舜之女弟系怜之，与二嫂谐。父母欲杀舜，舜犹不怨，怒之不已。舜往于田号泣，日呼旻天，呼父母。惟害若兹，思慕不已。不怨其弟，笃厚不怠。既纳于百揆，宾于四门，选于林木，入于大麓，尧试之百方，每事常谋于二女。舜既嗣位，升为天子，娥皇为后，女英为妃。封象于有庳，事瞽叟犹若初焉。天下称二妃聪明贞仁。舜陟方，死于苍梧，号曰重华。二妃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之湘君。君子曰：“二妃德纯而行笃。诗云：“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此之谓也。

博采诸说

刘向、刘歆父子是在儒学作为经学而一统天下之后，又重新研究和整理诸子百家的著作与学说并强调从中吸取思想营养以改善儒学的重要人物。刘向在对《管子》、《晏子》、《韩非子》、《列子》、《邓析》、《关尹子》、《子华子》以及《战国策》等著作进行了系统整理的基础上，认为它们皆有符合儒家经义的'地方。

例如，刘向说：《管子》书，务富国安民，道约言要，可以晓合经义;荀卿之书，其陈王道甚易行，其书比于传记，可以为法;至于道家，刘向则认为(道家)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及其治身接物，务崇不兢，合于六经。除此之外，刘向还在《说苑》、《新序》中直接采用并假借诸子之口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学术见解，实际上这也是对诸子学的一种肯定。刘歆继承父业，他在《七略》中把儒家和诸子各家并列为十家，并认为各家可以互相补充：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

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不仅如此，刘歆还特别强调从诸子各家中汲取思想营养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兼采各家之长，方能通万方之略。正如《易》中所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如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既然诸子各家皆为六经之支与流裔，那么在当时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的情况下，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这就是说，在刘歆看来，只有恢复诸子学的思想传统，才能在吸收各家思想长处的基础上，使儒学由僵化的经学、世俗的神学变为真正能够治国安民的经世致用之学。

刘向、刘歆父子在当时经学独尊的情况下，大力倡导研究诸子之学，对削弱官方学术思想的统治、解放思想是有积极意义的。

主要著作

杂事第一

昔者，舜自耕稼陶渔而躬孝友，父瞽顽，母嚚，及弟象傲，皆下愚不移。舜尽孝道，以供养瞽。瞽与象，为浚井涂廪之谋，欲以杀舜，舜孝益笃。出田则号泣，年五十犹婴儿慕，可谓至孝矣。

故耕于历山，历山之耕者让畔;陶于河滨，河滨之陶者，器不苦窳;渔于雷泽，雷泽之渔者分均。及立为天子，天下化之，蛮夷率服。北发渠搜，南抚交址，莫不慕义，麟凤在郊。故孔子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座。”舜之谓也。

孔子在州里，笃行孝道，居于阙党，阙党之子弟畋渔，分有亲者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十二子，自远方至，服从其德。鲁有沈犹氏者，旦饮羊饱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溃氏奢侈骄佚，鲁市之鬻牛马者善豫贾。孔子将为鲁司寇，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逾境而徙，鲁之鬻马牛不豫贾，布正以待之也。既为司寇，季孟堕郈费之城，齐人归所侵鲁之地，由积正之所致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孙叔敖为婴儿之时，出游，见两头蛇，杀而埋之。归而泣，其母问其故，叔敖对曰：“吾闻见两头之蛇者死，向者吾见之，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见，杀而埋之矣。”其母曰：“吾闻有阴德者，天报之以福，汝不死也。”及长，为楚令尹，未治，而国人信其仁也。

禹之兴也，以涂山;桀之亡也，以末喜。汤之兴也，以有莘;纣之亡也，以妲己。文武之兴也，以任姒;幽王之亡也，以褒姒。是以诗正关睢，而春秋褒伯姬也。

樊姬，楚国之夫人也，楚庄王罢朝而晏，问其故?庄王曰：“今日与贤相语，不知日之晏也。”樊姬曰：“贤相为谁?”王曰：“为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问其故。曰：“妾幸得执巾栉以侍王，非不欲专贵擅爱也，以为伤王之义，故能进与妾同位者数人矣。今虞丘子为相十数年，未尝进一贤，知而不进，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不忠不智，安得为贤?”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虞子，虞丘子稽首曰：“如樊姬之言。”于是辞位，而进孙叔敖相楚，国富兵强，庄王卒以霸，樊姬与有力焉。

卫灵公之时，蘧伯玉贤而不用，弥子瑕不肖而任事。卫大夫史患之，数以谏灵公而不听。史病且死，谓其子曰：“我即死，治丧于北堂。吾不能进蘧伯玉而退弥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当成礼，置尸于北堂，于我足矣。”

史死，灵公往吊，见丧在北堂，问其故?其子以父言对灵公。灵公蹴然易容，寤然失位曰：“夫子生则欲进贤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尸谏，可谓忠而不衰矣。”于是乃召蘧伯玉，而进之以为卿，退弥子瑕。徙丧正堂，成礼而后返，卫国以治。

晋大夫祁奚老，晋君问曰：“庸可使嗣?”祁奚对曰：“解狐可。”君曰：“非子之雠耶?”对曰：“君问可，非问雠也。”晋遂举解狐。后又问：“庸可以为国尉?”祁奚对曰：“午可也。”君曰：“非子之子耶?”对曰：“君问可，非问子也。”君子谓祁奚能举善矣，称其雠不为谄，立其子不为比。书曰：“不偏不党，王道荡荡。”祁奚之谓也。外举不避仇雠，内举不回亲戚，可谓至公矣。唯善，故能举其类。诗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楚共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莞苏与我处，常忠我以道，正我以义，吾与处不安也，不见不思也。虽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细，必厚爵之。申侯伯与处，常纵恣吾，吾所乐者，劝吾为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与处欢乐之，不见戚戚。虽然，吾终无得也，其过不细，必前遣之。”令尹曰：“诺。”

明日，王薨。令尹即拜莞苏为上卿，而逐申侯伯出之境。曾子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言反其本性，共王之谓也。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于以开后嗣，觉来世，犹愈没世不寤者也。

昔者，魏武侯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朝退而有喜色。吴起进曰：“今者有以楚庄王之语闻者乎?”武侯曰：“未也，庄王之语奈何?”吴起曰：“楚庄王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朝退而有忧色。申公巫臣进曰：‘君朝有忧色，何也?’楚王曰：‘吾闻之，诸侯自择师者王，自择友者霸，足己而群臣莫之若者亡。今以不谷之不肖而议于朝，且群臣莫能逮，吾国其几于亡矣，是以有忧色也。’庄王之所以忧，而君独有喜色，何也?”武侯逡巡而谢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过也，天使夫子振寡人之过也。”

杂事第二

昔者，唐虞崇举九贤，布之于位，而海内大康，要荒来宾，麟凤在郊。商汤用伊尹，而文武用太公闳夭，成王任周召，而海内大治，越裳重译，祥瑞并降，遂安千载。皆由任贤之功也。无贤臣，虽五帝三王，不能以兴。

齐桓公得管仲，有霸诸侯之荣;失管仲，而有危乱之辱。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缪公用之而霸。楚不用伍子胥而破，吴阖庐用之而霸。夫差非不用子胥也，又杀之，而国卒以亡。

燕昭王用乐毅，推弱燕之兵，破强齐之雠，屠七十城，而惠王废乐毅，更代以骑劫，兵立破，亡七十城。此父用之，子不用，其事可见也。故阖庐用子胥以兴，夫差杀之而以亡;昭王用乐毅以胜，惠王逐之而败，此的的然若白黑。

秦不用叔孙通，项王不用陈平、韩信而皆灭，汉用之而大兴，此未远也。夫失贤者，其祸如此。人君莫不求贤以自辅，然而国以乱亡者，所谓贤者不贤也。或使贤者为之，与不贤者议之，使智者图之，与愚者谋之。不肖嫉贤，愚者嫉智，是贤者之所以隔蔽也，所以千载不合者也。或不肖用贤而不能久也，或久而不能终也;或不肖子废贤父之忠臣，其祸败难一二录也，然其要在于己不明而听众口，愬不行，斯为明也。

魏庞恭与太子质于邯郸，谓魏王曰：“今一人来言市中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曰：“二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疑矣。”曰：“三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信之矣。”庞恭曰：“夫市之无虎明矣，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郸去魏远于市，议臣者过三人，愿王察之也。”魏王曰：“寡人知之矣。”及庞恭自邯郸反，谗口果至，遂不得见。

甘茂，下蔡人也。西入秦，数有功，至武王以为左丞相，樗里子为右丞相。樗里子及公孙子，皆秦诸公子也，其外家韩也，数攻韩。秦武王谓甘茂曰：“寡人欲容车至周室者，其道乎韩之宜阳。”欲使甘茂伐韩取宜阳，以信道至周室。甘茂曰：“请约魏以伐韩。”令向寿辅行。甘茂既约魏，魏许，甘茂还至息壤，谓向寿曰：“子归言之王，魏听臣矣，然愿王勿伐也。”向寿归以告王，王迎甘茂于息壤，问其故，对曰：“宜阳，大县也。名为县，其实郡也。今王倍数险，行千里攻之难。……”

昔者，曾参之处，郑人有与曾参同名姓者杀人，人告其母曰：‘曾参杀人。’其母织自若也。顷然一人又来告之，其母曰：‘吾子不杀人。’有顷，一人又来告，其母投杼下机，逾墙而走。夫以曾参之贤，与其母信之也，然三人疑之，其母惧焉。今臣之贤也不若曾参，王之信臣也，又不如曾参之母之信曾参也，疑臣者非特三人也，臣恐大王投杼也。

魏文侯令乐羊将攻中山，三年而拔之，乐羊反而语功，文侯示之谤书一箧。乐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羁旅也，樗里子，公孙子二人挟韩而议，王必信之，是王欺魏而臣受韩之怨也。”王曰：“寡人不听也。”使伐宜阳，五月而宜阳未拔。

樗里子，公孙子果争之，武王召甘茂，欲罢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

因悉起兵，使甘茂将击之，遂拔宜阳。及武王薨，昭王立，樗里子，公孙子谗之，甘茂遇罪，卒奔齐。故非至明，其庸能毋用谗乎?

楚王问群臣曰：“吾闻北方畏昭奚恤，亦诚何如?”江乙答曰：“虎求百兽食之，得一狐。狐曰：‘子毋敢食我也，天帝令我长百兽，今子食我，是逆帝命也，以我为不信，吾为子先行，子随我后，观百兽见我无不走。’虎以为然，随而行，兽见之皆走，虎不知兽畏己而走也，以为畏狐也。今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而专任之于昭奚恤也，北方非畏昭奚恤也，其实畏王之甲兵也，犹百兽之畏虎。”故人臣而见畏者，是见君之威也，君不用则威亡矣。

鲁君使宓子贱为单父宰，子贱辞去，因请借善书者二人，使书宪为教品;鲁君予之。至单父，使书，子贱从旁引其肘，书丑则怒之，欲好书则又引之，书者患之，请辞而去。归以告鲁君，鲁君曰：“子贱苦吾扰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无得擅征发单父，单父之化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子贱，鲁无君子者，斯安取斯?”美其德也。楚人有献鱼楚王者曰：“今日渔获，食之不尽，卖之不售，弃之又惜，故来献也。”左右曰：“鄙哉!辞也。”楚王曰：“子不知渔者仁人也。盖闻囷仓粟有余者，国有饿民;后宫多幽女者，下民多旷夫;余衍之蓄，聚于府库者，境内多贫困之民;皆失君人之道。故庖有肥鱼，厩有肥马，民有饿色，是以亡国之君，藏于府库，寡人闻之久矣，未能行也。渔者知之，其以比喻寡人也，且今行之。”于是乃遣使恤鳏寡而存孤独，出仓粟，发币帛而振不足，罢去后宫不御者，出以妻鳏夫。楚民欣欣大悦，邻国归之。故渔者一献余鱼，而楚国赖之，可谓仁智矣。

神学观点

刘向早年得《枕中鸿宝苑秘书》，“书中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深受神秘思想的影响。继又参与石渠阁的五经讲论，濡染于今文经学活动。他后来论历代兴革、国政得失，就拿出了今文学者的派头，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作为论证的依据。元帝时，他上封事，论舜及文武周公时的祥瑞和幽厉以后春秋时期的灾异而归结于“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上文引成帝时上封事，论宗周以来大臣操持国柄之危国，借“王氏外祖坟墓在济南者，其梓柱生枝叶、扶疏上出屋”之异，申言“事势不两大，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这表明刘向的历史观是神学的历史观。他这种思想反映了西汉晚年大权旁落、皇族失势的悲观情绪。

《汉书·五行志》保存了刘向《洪范五行传论》约一百五十二条。其中论灾异跟后、妃、君夫人及外戚间的关系的约三十一条，论灾异跟君主失势、国家败亡间关系的约三十九条。这不只是刘向政治立场在学术上的反映，这并且是有意地利用阴阳五行学说作政治斗争的工具。《汉书·五行志》也保存了刘歆论《洪范五行传》的材料，约七十三条，尽管论述的对象基本上都在刘向曾经论述的范围内但没有一条的具体论述是跟刘向相同的。这也由于刘歆的政治态度跟父亲不同，在学术上就也有不同的反映。刘氏父子学术见解的不同，是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反映。

刘向虽相信“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但认为“明者起福于无形，销患于未然”，可以“刘氏长安，不失社稷”。这就等于说天命还是可以人力为转移，或至少可以多延一些时期。在刘歆的遗文里，就看不到这样的说法了。依《汉书·律历志》所保存下来《三统历谱》的材料来看，历代的兴衰是按着五行相生的顺序进行的。按照这样的顺序，王莽以土德继汉的火德，就应该是当然的。王莽在死到临头时就还这样说：“天生德于予，汉兵有如予何!”

当刘向校订皇家藏书的时候，却很少运用这种神学历史观，而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人文主义的态度。

新派国学的代表人物

近些年，国学热兴起，人们也开始热衷学习国学，王积喜大师也是对国学特别有研究，近二十年矢志不渝的注重中华经典国学文化的研究，且贯通佛、道、儒三教，将三者精髓融汇与自身，既有偏重又有取舍自成一派，可谓是“新派国学”的开拓者。

国学人物:元诗四大家

国学人物：元诗四大家

元朝虽然是一族执政，但是也出现了不少文人，元朝以元曲最为著名，但是其诗歌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比方说被称为“元诗四大家”的四为诗人，他们的诗歌代表了元朝诗歌的最高成就。

元朝进入王朝中叶以后，由于儒学得到官方的尊重，科举得到恢复，社会文化进一步“汉化”。在这样的背景下，这时的诗坛有一种“盛世之音”的风味，其主要代表就是有“元四家”之称的虞集、杨载、范梈和揭傒斯。四人是延祐诗风最主要的体现者，同时也被认为是元朝最具代表性的诗人。

虞集像

虞集(1272—1348)字伯生，号道园，晚称翁生，少时在墙壁上题写邵雍诗，并名书舍为“邵庵”，故世称邵庵先生。宋丞相虞允文五世孙，祖籍仁寿(今属四川)，宋亡后随父迁居临川(今属江西)。成宗大德初年至大都(今北京)，以荐授大都路儒学教授。仁宗时，迁集贤修撰，除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泰定初，任国子司业，迁秘书少监，后拜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文宗时，为奎章阁侍书学士，曾奉旨修撰《经世大典》。文宗驾崩后，回归故里。居家16年，至正八年(1348)卒，谥文靖。

延祐年间，虞集与杨、范、揭号称文章四大家，而以集名声最著。《四库总目提要》评云：“有元一代，作者云兴。大德、延祐以还，尤为极盛，而词坛宿老，要必以集为大宗。”他的诗以典雅精切著称，描摹自然景物大都体物细致，刻画工整，诗境清雅恬淡。描写江南春景的名句“杏花春雨江南”，就出于他的手笔。抒写兴亡之感和个人身世之慨也是虞诗的一个内容，如著名的《挽文丞相》，通过追挽宋丞相文天祥，表达对南宋政权覆亡的哀悼，感情沉痛深切，在当时汉族知识分子中引发了相当强烈的`感情共鸣。

徒把金戈挽落晖，南冠无奈北风吹。子房本为韩仇出，诸葛宁知汉祚移。

云暗鼎湖龙去远，月明华表鹤归迟。不须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洒泪时。

(《挽文丞相》)

著有《道园学古录》五十卷、《道园遗稿》六卷等。《元诗选》收录虞集诗歌383首，散曲仅存《折桂令》一首。

杨载行书《水龙吟词卷》

杨载(1271—1323)，元代著名文学家。字仲宏，浦城人，后徙杭州。年四十，以布衣荐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与修《武宗实录》，后调海船万户府照磨。会元仁宗复行科举之制，遂登延祐二年(1315)进士，授承务郎、饶州路浮梁州事。官至儒林郎、宁国路总管府推官。至治三年(1323)卒，年五十三。

杨载主要活动在大德、延祐年间(1297—1320)，在当时文名颇大，赵孟頫等人对他极为推崇。在“元四家”中，杨载多一些浪漫的诗人气息。《元史》本传说他“为文有跌宕气”，他的诗也是如此。但他的放浪是很有分寸的，常体现为一种潇洒，一种富有雅致的意境。在送别友人时，想象“却到江南春水涨，拍天波浪泛轻鸥”(《送人二首》);或者回到久别的故乡，陶醉于湖光山色之中，“小艇欲行无远近，不愁归醉要人扶”(《宿浚仪公湖亭三首》)。

杨载讲究诗法，推崇汉、魏、盛唐诗歌，认为学诗应由此入门，提倡“诗当取材于汉魏，而音节则以唐为宗”。各体诗中均有佳作，最为人传诵的是七律《宗阳宫望月》，被人称为杨诗中的“绝唱”。

老君台上凉如水，坐看冰轮转二更。大地山河微有影，九天风露寂无声。

蛟龙并起承金榜，鸾凤双飞载玉笙。不信弱流三万里，此身今夕到蓬瀛。

(《宗阳宫望月》)

在虞、杨、范、揭四家中，杨诗流传下来最少，散文也已丧失殆尽，因杨死时其子尚幼，残稿流落，无人编次。今传诗集《杨仲弘集》八卷，另有《诗法家数》一卷。

《范德机诗集》书影

范梈(1271—1330)字梈父，一字德机，湖广清江(今属江西)人。家贫早孤，然天性聪明，性好诗文。年三十六，始游京都，文名大噪。后以朝臣荐，于元大德间任左卫教授，升海南海北道廉访司照磨。后为翰林供奉，改闽海道知事。至顺元年(1330年)以疾卒，年五十九。

范梈诗大多写日常生活和朋友间来往应酬，诗风情韵悠扬，意境清远。他称赞汉、魏，学习颜、谢，批评“组绘丽群巧”的诗风。《元诗选》初集《范梈小传》称其：“为文雄健，追慕先汉古诗，尤好为歌行，工近体。”揭傒斯曾为范梈诗集作序，也称范梈“尤好为歌行”。今存诗集中歌行体约占四分之一，呈现出多种情调和色彩，有的奔放(如《凌云篇》);有的含蓄(如《辘轳怨》);有的怪诞(如《十一月一日飓风后奉和廉访使》);有的愤懑(如《掘冢歌》)。清《元诗别裁集》收范梈七古三首，固然是着眼于“弗坠唐音”，却也甚有见地，其中《题李白郎官湖》一首，于范椁的诗歌创作见解和实践都有代表性。除长篇歌行以外，范梈还擅长五古，他曾说过：“五言在王国，安所雕琢工”(《咏古》)。

当时郎官奉使出咸京，仙人千里来相迎。画船吹笛弄《渌水》，何意芳洲遗旧名。唐祠芜没知何代?惟有东流水长在。黎侯独起梁栋之，仿佛云中昔轩盖。南飞越鸟北飞鸿，今古悠悠去住同。富贵何如一杯酒，愁来无地酹西风。大别山高几千尺，隔城正与祠相值。青猿夜抱月光啼，挂在东湖之石壁。黎侯本在斗南家，枕戈犹自忆烟霞。只拟将身报天子，不负胸中书五车。昨者相逢玉阙下，别来几日秋潇洒。黄叶当头乱打人，门前系著青骢马。君今归去钓晴湖，我亦明年辞帝都。若过湖边定相见，为问仙人安稳无。

(《题李白郎官湖》)

所著诗文多传于世，有《范德机诗集》七卷，另有署名为范梈的诗法著作《木天禁语》、《诗学禁脔》。

国学人物之元嘉三大家

导语：元嘉是南朝宋文帝刘义隆的年号，从公元424年至453年，前后共三十年。元嘉年间，文人辈出，其中最为突出的有谢灵运、颜延之和鲍照，时人称之为“元嘉三大家”。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整理的国学人物之元嘉三大家，欢迎大家参考！

颜、谢的社会地位较高，诗风典雅绮丽，属于主流派，而鲍照的诗既有与正统诗风一致之处，同时又开创出一种通俗浅显、奔放流畅的风格，到唐代产生了巨大影响。

谢灵运(385—433)晋、宋间诗人，原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生于会稽始宁(今浙江上虞)。小名客，出身东晋世家大族，为名将谢玄之孙。晋安帝元兴元年(402)，袭爵康乐公，世因称谢康乐。

幼即颖悟，笃志好学，博览群书，又以文章秀出，为族叔谢混所知爱。义熙元年(405)始出仕，任琅琊王大司马行参军，次年任抚军将军、豫州刺史刘毅的记室参军。义熙九年(413)，刘裕击败刘毅，为安抚、笼络谢氏家族，任命谢灵运为太尉参军。次年改秘书丞，不久免职。义熙十二年(416)，任骠骑将军刘道怜的咨议参军，转中书侍郎。宋永初元年(420)，刘裕代晋自立，降谢灵运封爵为康乐侯，起为散骑常侍，转太子左卫率。永初三年(422)，少帝即位，为司徒徐羡之等所患，出为永嘉太守，遂纵情山水，不理郡务。不久辞官，隐居会稽。文帝元嘉三年(426)，被征入京，任秘书监。因不能忘情于早先与庐陵王义真之交情，又常称疾不朝，为文帝所忌，两年后再度辞归。元嘉八年(431)，出为临川内史。不久被诬以叛逆罪，流徙广州，于元嘉十年(433)被杀。

谢灵运一生著述繁富，诗文并擅，今存诗九十余首，文四卷。他是我国第一个大量创作山水诗的作家，在晋、宋诗坛享有很高的声誉，在完成宋初诗歌由玄言诗向山水诗的变革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他的山水之作实际上是其政治失意后的寄托，他的诗中常常有一种人格化的东西，表现其孤高、忧愤的情怀，正如白居易在《读谢灵运诗》中所说的`，“壮士郁不用，须有所泄处。泄为山水诗，逸韵谐奇趣”(《白氏长庆集》卷七)。

《隋书·经籍志》载谢灵运有集十九卷，又梁时一本作二十卷，录一卷，北宋后皆佚。明焦竑、张溥各有辑本《谢康乐集》。近人黄节《谢康乐诗注》为较完善的注本。

颜延之(384—456)，南朝宋诗人，字延年，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诗与谢灵运齐名，世称“颜谢”，事见《宋书·颜延之传》。

少孤贫，好读书，无所不览。文章之美，冠绝当世。晋时为豫章公世子中军行参军，入宋为太子舍人。少帝即位，出为始安太守。道经汩潭，作《祭屈原文》。文帝时为中书侍郎，转太子中庶子，领步兵校尉。因触犯权臣刘湛，出为永嘉太守，愤而作《五君咏》以寄意。刘湛诛，入朝任侍中、御史中丞、秘书监等职。孝武即位，以为金紫光禄大夫，领湘东王师。孝建三年卒，年七十三，谥日宪子。延之性偏激，嗜酒;居身清约，不营财利;肆意直言，不畏权贵，故不能取容于当世。与陶渊明友好，尝作《陶征士诔》。

颜延之在当时的诗坛上具有崇高的声望，和著名山水诗人谢灵运齐名，并称“颜谢”。他的成就在于其作品体裁明密，华丽而工整，典故频出，辞藻华美，对于山水的观察细致，描写形象而真实，汤惠休称其诗“如错彩镂金”。诗作存世者较多，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五君咏》五首，以怀川人物“竹林七贤”为描写对象，高度赞扬了阮籍、嵇康、刘伶、阮咸、向秀五人，借古讽今，以抒发个人的不满，体现了诗人性格中正直放达的一面。颜延之在诗坛上以喜好用典著称，钟嵘在《诗品》中称其“喜用古事，弥见拘束”。有些诗如《赠王太常》《和谢监灵运》等，几乎句句用典，甚至一句二典。南朝诗歌中辑事比类、喜用典故的风气就是经过颜延之的实践与提倡才逐渐形成的。

《隋书·经籍志》载颜延之有文集30卷、逸集1卷，已散佚。明人张溥辑有《颜光禄集》，收赋4篇、文29篇、诗32首。今存文三十七篇，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诗三十余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鲍照(约414—466)，字明远，东海(治所在今山东郯城)人，南朝文学家。出身寒族，自称“负锸下农”(《解褐谢侍郎表》)，“废耕学文”(《侍郎报满辞阁疏》)。

少有文思，年二十余献诗于临川王刘义庆，被任为临川国侍郎。刘义庆卒后，又在始兴王刘溶幕下做过侍郎。孝武帝时，曾历任海虞令、太学博士兼中书舍人、秣陵令、永嘉令等职。大明五年(461)，任临海王刘子顼前军行参军，随子顼镇荆州，寻迁前军刑狱参军。孝武帝死后，明帝刘彧杀前废帝刘子业自立，子顼响应晋安王刘子勋举兵讨之，兵败被赐死，鲍照亦为乱兵所杀。

鲍照在诗、赋、骈文诸方面俱有成就，而尤以诗歌著称，其中以乐府体更见特色。鲍照的乐府诗总体上继承了汉魏乐府雄浑刚健的艺术风格，而又有辞藻绚丽多彩、出语奇警俊逸等特点。在他所作的乐府诗中，较多的是抒写寒门士人在门阀政治制度下世路艰难的强烈愤懑，如著名的《拟行路难》十八首。他开创了以七言句式为主、杂以其他各种句式的奔放流转的七言歌行，将七言诗的创作推进到了一个成熟发展的新阶段，对唐代如李白、岑参等大家皆有直接影响。另外，他也有一些学习模拟江南吴歌、荆楚西声的作品，如《吴歌》三首、《采菱歌》七首等，格调清新婉雅。鲍照的五言古体以《咏史》、《拟古》八首等为代表作，诗风大多深沉苍健。

南齐永明间，有虞炎奉文惠太子萧长懋之命，将鲍照散失诗文搜集整理成集。《隋书·经籍志》著录作十卷，梁时一本作六卷。今存鲍照集较早的有涵芬楼影印明毛扆校宋本，又明人都穆、张溥各有辑本。清末钱振伦有《鲍参军集注》六卷，未刊;近人黄节就钱注诗集部分再增加补注集说，成《鲍参军诗注》。今人钱仲联有《鲍参军集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