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房州是哪里(宋代简况是什么)

宋代简况是什么

宋朝（960年—1279年）是中国历史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的时代，根据首都及疆域的变迁，可再分为北宋与南宋，合称两宋。

宋朝开国为了避免唐代末朝以来藩镇割据和宦官乱政的现象，采取重文轻武的施政方针，一方面在军事上积弱，1127年徽、钦二帝受金人掳去，迫使宋室南迁；1276年，忽必烈破宋都临安，宋朝亡国。但宋朝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经济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之一，儒学复兴，社会上弥漫尊师重教之风气，科技发展亦突飞猛进，政治也较开明廉洁，终宋一代没有严重的宦官乱政和地方割据，兵变、民乱次数与规模在中国历史上也相对较少。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而西方与日本史学界中认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文艺复兴与经济革命的也颇有人在。宋朝的经济文化发展与繁荣是规模空前的，农业，手工业，制瓷业，造船业等都十分繁荣。

立国之初

宋太祖赵匡胤宋朝开国皇帝是赵匡胤，庙号太祖。他本来是后周的殿前都点检，由于战功卓著，成为了后周世宗的宋太祖赵匡胤左膀右臂。世宗死后，继位的恭帝年幼，赵匡胤于是有了称帝的野心。显德七年春节，赵匡胤的党羽制造辽国进攻的假情报，当时的宰相范质急令赵匡胤率军北上御敌。正月初三，赵匡胤抵达陈桥驿，当日夜里他酣睡之时，被手下黄袍加身，三呼万岁，拥戴为天子。后周官僚得知后已知无力回天，只得面对现实。周恭帝被迫逊位。建隆二年（961年）七月与开宝二年（969年）十月，宋太祖收揽兵权，（历史上流传处“杯酒释兵权”的戏剧性学说），将手握重兵的将军与地方官吏的武将军权予以剥夺，委以虚职，并改以文官带军，将军权与财政大权全部集中到中央。将领所管辖的士兵甚至不认识将领的事情屡见不鲜，宋朝因此得以免于出现唐朝藩镇割据的局面。但是这也导致宋朝在军事上长期萎靡不振，让宋朝在对外战争中屡屡失败。宋太宗赵光（匡）义宋太祖所面临的另外一项事业就是统一全国。赵匡胤在与赵普雪夜商讨后，决定以先南后北为统一全国之步骤。赵匡胤首先行假途灭虢之计，灭亡了南平和楚。之后又灭亡后蜀、南汉、南唐三国。太祖一心希望统一全国，还设立封桩库来储蓄钱财布匹，希望日后能够从辽朝手中赎买燕云十六州。开宝九年（976年）八月，太祖再次进行北伐。但十月十九日太祖忽然去世，留下“烛影斧声”的历史疑案。其弟赵光义忙于即位，全国统一事业暂告停止。宋太祖弟赵光义即位，庙号太宗。太宗稳固统治地位后，继续国家统一事业，先是割据福建漳、泉两府的陈洪进及吴越钱氏归降，其后再灭亡北汉。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五月，太宗不顾大臣反对，趁灭亡北汉的余威，从太原出发进行北伐。起初一度收复易州和涿州。太宗志得意满，下令进攻燕京。结果在高粱河遭遇惨败。此役之后，宋朝的战略便转为被动。雍熙三年（986年），太宗再次北伐，结果又败，著名的大将杨业也在此役中阵亡。之后宋朝在对党项的战争中也多失败，四川又爆发民变。太宗的施政不得不转为重内虚外。太宗本人附庸风雅，喜好诗赋，政府也因此特别重视文化事业，宋朝重教之风因此而开。太宗还喜好书法，善草、隶、行、篆、八分、飞白六种字体，尤其是飞白体。连宋朝的货币淳化元宝上的字也是太宗亲题。太宗即位之事颇有疑云，是为“烛影斧声”事件，民间也一直传说赵匡胤是被赵光义害死的。为确保政权的合法性，赵光义抛出其母杜太后遗命之说，即“金匮之盟”。金匮之盟起源于杜太后临终时召赵普入宫记录遗命，杜太后称要赵匡胤死后先传光义，再传光美（后改名为廷美），再传德昭（赵匡胤长子）。这份遗书藏于金匮之中，因此名为金匮之盟。虽然有金匮之盟的说法，但是太宗却先后逼死太祖之子德昭和德芳，又贬黜廷美到房州，两年后廷美就死于谪所。太宗长子元佐也因为同情廷美而被废，另一子元僖暴死，最后襄王元侃被立为太子，改名恒。至道三年（997年），太宗驾崩，李皇后和宦官王继恩等企图立元佐为帝。幸亏宰相吕端处置得当，赵恒才顺利即位，庙号真宗。宋朝也开始进入全盛时期。

步入盛世

宋真宗赵恒太宗死后，真宗赵恒接替即位。真宗奉行太宗末年的黄老政治，无所作为。自从雍熙北伐之后，辽朝就经常在宋辽交界处抢劫杀掠，到景德元年（1005年）终于演变成大规模侵宋战争。宰相寇准力主宋真宗赵恒抗战，结果真宗亲征，宋军士气大振，与辽军相持在澶州城下，辽军被迫求和。经过几番交涉，两国议和成功。和约主要内容是：宋每年给辽绢廿万匹，银十万两，双方为兄弟之国。史称该和约为“澶渊之盟”。后来，寇准渐渐失宠，最终被罢相。真宗开始信用一佞臣王钦若。王钦若擅长逢迎，深知真宗希望营造天下太平的氛围，于是极力鼓吹真宗封禅。王钦若本人也与另外一位宰相王旦联手，在各地制造很多“祥瑞”之象，深得真宗之意。结果真宗在大中祥符元年（1009年）先后三次封禅。这严重损耗了民力。真宗与皇后刘氏无子。一次真宗偶尔临幸刘氏的一名侍女李氏，结果李氏与于大中祥符三年（1011年）产下一子（赵受益），也就是后来的仁宗。后来刘氏与另外一名嫔妃杨氏共同抚养这名孩子。天禧二年（1019年）中秋，真宗正式封赵受益为太子，并改名为赵祯。乾兴元年（1023年）二月廿日，真宗驾崩。太子赵祯即位，刘皇后被尊为皇太后，在仁宗成年前代理军国大事。从此开始了刘太后十六年的垂帘听政时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仁宗执政早期一直处在刘氏的阴影之下，直到刘氏死后他才得以施展抱负。仁宗皇后虽是曹氏，但他一直特别宠爱一名张贵妃。但张氏出身低贱，一直未能成为皇后。皇佑六年（1055年）正月初八，张氏去世。仁宗竟以皇后之礼处理丧事，并追封为温成皇后，结果出现的一生一死两皇后，可谓旷古未见。西夏李元昊于大庆三年（1039年）称帝后，宋夏之间爆发了数年的战争，宋军屡战屡败，导致了重熙增币。尔后仁宗任用范仲淹、吕夷简、富弼、包拯、韩琦等能臣推行庆历新政，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国家进入建国以来最繁荣的阶段。但是一些守旧派人物指称这些改革派官吏拉帮结伙，互相吹捧，是朋党。由于仁宗一向最厌恶结党营私，这些官僚后来多被贬为地方官。短暂的庆历新政就此结束。在边疆上，仁宗任用大将狄青，先后弭平了南蛮侬智高的叛乱和西夏的挑衅。仁宗死后，接替即位的是英宗赵曙。他是真宗之弟商王赵元份之孙。嘉佑七年（1063年）被立为皇太子。英宗多病，最初朝政都由曹太后掌管。治平元年（1065年）五月后，英宗才开始亲政。但是英宗亲政半个月后就爆发了濮议事件，这场争论长达十八个月。时间起因是宰相韩琦提请讨论关于英宗生父的名分问题。朝中因此分成两个派别，一派认为应称英宗生父濮王为皇伯，另外一派则认为应该称为皇考。最终曹太后下旨，称英宗之父为皇考。才平息了这场争论。但总体来说，英宗还是一位有为的君主。他继续任用前朝能臣，也大胆挖掘新人。英宗也非常重视书籍的编修，《资治通鉴》的写作就是英宗所提出发起的。

建炎南渡

金国在靖康之难中俘虏了众多的宋朝宗室，康王赵构算是其中的一位漏网之鱼。靖康二年（1127年），赵构从今天的河北南下到陪都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为南宋高宗，改元建炎。之后，赵构一路从淮河、长江，到杭州恢复宋朝，升杭州为临安府。绍兴元年（1131年）正式定都临安，名为“行在”（陪都），实为首都。金朝也一路南扑，直逼临安，高宗无路可逃，只得入海逃避，在温州沿海漂泊了四个月之久。由于南方天候潮湿河道纵横，加上南宋军民的岳飞英勇抗战，金主帅完颜兀术决定撤兵北上。在北撤到镇江时，被宋将韩世忠断掉后路，结果被逼入黄天荡。宋军以八千人之兵力围困金兵十万，双方相持四十八日，最后金军用火攻才打开缺口，得以撤退，金军又在建康被岳飞打败，从此再不敢渡江。在南宋“中兴四将”中，最著名的就是岳飞。他通过北伐夺取了金朝扶植的伪齐政权控制的土地。但岳飞功高盖主，又与高宗意见相左，为他之后被杀埋下伏笔。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金人再度撕毁和议南侵，由于宋朝军民抗战英勇，金军在川陕、两淮的进攻皆告失败。七月，金将兀术转攻郾城，被岳飞打败，转攻颍昌，又败。岳家军乘胜追击，一直打到距开封仅四十五里的朱仙镇。北方义军也纷纷响应岳飞。以至于金人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并一度打算放弃开封，渡河北逃。但此时高宗连下十二道金牌催促岳飞班师，北伐之功毁于一旦。最后，岳飞以莫须有之罪名被害。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一月，宋与金达成《绍兴和议》，两国以淮水—大散关为界。宋每年向金进贡银廿五万两，绢廿五万匹。高宗任用秦桧为相。秦桧在靖康年间曾主张抗金，后被金人掠去。建炎四年（1130年）十月，秦桧南返，由于他奉行投降政策，与高宗之意甚合。秦桧归朝仅三月就成为副宰相，八月后又成为右丞相。由于秦桧积极培植党羽，却对议和不甚热心，一年后就被高宗罢免。罢相后的秦桧韬光养晦，侍机而动。绍兴八年（1138年）五月，高宗又任命秦桧为右丞相。秦桧上台后，迫害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官员，联姻外戚，结交内臣。高宗对于秦桧的行为也只是默许。后期由于秦桧权势太大，引来高宗的警觉。例如高宗亲下命令，使秦桧的孙儿失去状元。秦桧的权势日渐下降。绍兴廿五年（1155年），秦桧病重，他又策划让其子接替相位，被高宗否决，不久就一命呜呼。秦桧死后，高宗一方面打击其余党，一方面重用投降派官员。高宗没有生育能力，因此他从太祖的两名后裔赵瑗和赵璩中选择继承人。最后赵瑗胜出。绍兴卅二年（1162年），赵瑗被立为太子，并改名赵昚。绍兴卅一年（1161年），金海陵王完颜亮南侵，被虞允文在采石击退。此事让高宗萌生退意。绍兴卅二年六月，五十六岁的高宗下诏退位，太子赵昚即位，是为孝宗。他自己则称太上皇，居德寿宫，高宗成为太上皇后，纵情享乐，花费巨大。淳熙十四年（1187年）十月八日，高宗去世。

偏安江南

孝宗即位后，改革朝政，力图恢复，宋朝相对进入到一个兴盛时期，孝宗平反岳飞冤南宋疆域狱，起用主战派人士，锐意收复中原。隆兴元年（1163年）四月，孝宗令李显忠、邵宏渊等出兵北伐。北伐虽然一度胜利，但由于各路将领不和加上轻敌思想，北伐历时仅廿日就告失败。之后，孝宗不得已与金和谈，隆兴二年（1164年）十二月，宋、金正式签定和议，史称隆兴和议。但孝宗仍然念念不忘恢复中原，继续整顿军备。不过由于虞允文等一批主战派将领的辞世，最后北伐事业不了了之。在内政上，孝宗积极整顿吏治，裁汰冗官，惩治贪污，加强集权，重视农业生产。总体说来，宋朝的内政形势有所改观。高宗死后，孝宗对政治日益冷感，最后决定让位于其子赵敦，也就是光宗。然光宗即位不久就患了精神疾病，加上他对自己非常不孝，让孝宗十分伤感。绍熙五年（1194年）七月，孝宗去世。光宗性好猜忌，非常不信任其父孝宗的周遭大臣，因此他即位两年后就日渐疯癫。绍熙五年七月，孝宗病死后，光宗竟然不服丧。临安城内混乱不堪，局势不稳。宗室赵汝愚和赵彦逾便开始秘密策划立新君。最后，太皇太后下诏，光宗被奉为太上皇。他的儿子赵扩即位，是为宁宗，改元庆元（1195年）。六年后，光宗去世。史载宁宗“不慧”，智商低下。宁宗一朝都被两名权臣——韩侂胄和史弥远操控。尽管宁宗智商低下，但总体而言尚算一名忠厚之主。

内忧外患

宁宗初期，赵汝愚任宰相。赵汝愚本人政治操守良好。但由于皇室任职宰相本就不合礼法，加上韩侂胄煽风点火，最后他被罢去相位。但是，民间依然十分怀念他，临安城门上每天都有悼念的诗文。韩侂胄为了彻底清除赵汝愚的影响与排斥异己，假借学术之名，制造庆元党禁。将理学称为“伪学”，而朝中信仰理学的大臣又多反对韩侂胄。韩侂胄借此将信仰理学的士大夫全部赶出政府。庆元六年（1200年），韩侂胄见理学已构不成威胁，便解除党禁。但是，党禁不得人心，为了笼络士人，韩侂胄又借北伐的名义蛊惑人心。开禧二年（1206年），韩侂胄贸然进行北伐，结果很快就遭到了失败。北伐的失败让韩侂胄成为众矢之的。他的政敌史弥远借此与主和派和韩的反对派集结成联盟。而金人又以杀韩侂胄作为和谈条件之一。开禧三年（1207年）十一月三日，史弥远等伪造密旨，将韩侂胄杀死。从此之后开始了史弥远专政时期。史弥远与杨皇后勾结，大权独揽。宁宗本有八子，但都夭折了。于是他立沂王的儿子赵竑为太子。赵竑对史弥远的专政非常不满。因此史弥远废赵竑太子之位，改立赵昀为皇位继承人。嘉定十七年（1224年）闰八月三日，宁宗去世。赵昀接替即位，是为理宗。但是，史弥远继续其的专政，而赵昀也奉行韬光养晦的策略。绍定六年（1233年）十月，史弥远去世。理宗终于摆脱了史弥远的阴影。次年，理宗改元端平，实施一系列改革措施，史称“端平更化”。理宗将史弥远旧党尽数罢斥，朝政一度得到了改观。同时在北方，金朝正面临蒙古的步步紧逼，面临亡国。朝中的对外政策也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应该联蒙抗金；另一派认为应该铭记唇亡齿寒之道理以及海上之盟的教训，援助金朝，让金成为宋的藩屏。绍定五年（1232年）十二月，蒙古遣使来商议宋蒙合作夹击金朝，当朝大臣大多赞同，只有赵范反对。理宗答应了蒙古的要求，蒙古也允诺灭金之后将河南还给宋朝。但是这只是口头协定，没有留下书面协定，因此埋下了后患。金哀宗得知后，也派使节来宋朝陈述厉害，希望联合抗蒙，但被理宗拒绝。理宗任命史嵩之主管灭金事宜。绍定六年（1233年），宋军攻克邓州。端平元年（1234年）五月，蔡州被攻克，金哀宗自缢，金朝灭亡。宋将孟琪将金哀宗遗骨带回临安。理宗将金哀宗遗骨供奉于太庙，以告慰徽、钦二宗在天之灵。

衰亡

金朝灭亡后，蒙军北撤，河南空虚，理宗意图据关（潼关）、守河（黄河）、收复三京（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南京归德），光复中原。端平元年（1234年）五月，理宗任命赵葵为主帅，全子才为先锋，下诏出兵河南。六月十二日，全子才收复南京。七月五日，宋军进驻开封。但由于粮草不济，贻误战机，宋军进攻洛阳时被蒙军伏击，损失惨重。各路宋军全线败退。端平入洛宣告失败，宋在此役中损失惨重，大量精兵与物资付诸流水，也为之后蒙古侵宋提供借口。端平入洛之后，理宗怠于政事，沉迷于声色犬马，朝政大坏。理宗两子早夭，因此最后理宗择其弟赵与芮之子赵禥为皇储。由于赵禥其母曾在怀孕期间服用过堕胎药，因此赵禥先天不足。景定元年（1260年）六月，理宗下诏立赵禥为太子。景定五年（1264年）十二月廿六日，理宗去世，赵禥即位，是为度宗。赵禥即位后不理朝政，整日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右丞相贾似道因此擅权。贾似道结党营私，排斥异己。终日在葛岭别墅中与妻妾玩乐，由于他好斗蟋蟀，时人称他为“蟋蟀宰相”。他禁止让前线战事让度宗了解。襄阳、樊城被围三年后，度宗才得知此事。端平二年（1235年），蒙军首次南侵，被击退。蒙军并不甘心失败，于次年九月和第三年两次南侵，其前部几乎接近长江北岸。由于宋军奋勇作战，打败蒙军，再一次挫败蒙军度江南下的企图。而后，南宋军民又在抗蒙将领孟拱、孟瑛、余玠等人的指挥下，多次击败蒙军，使其不得不企图绕道而行。开庆元年（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在征战合州时受宋军的流矢所伤因而死于军中。其弟忽必烈正于鄂州与宋军交战，听到消息后，立即准备撤军以便夺取大汗之位，贾似道借机派人与忽必烈议和，以保太平。这样忽必烈直接返回北方自立为汗。咸淳七年（1271年），忽必烈在中原建国号为元。咸淳十年（1274年）七月九日，度宗去世，终年35岁。度宗去世后，其长子赵显即位。当时，宋朝的统治已进入瘫痪状态。德佑元年（1275年）春，元军攻克军事重镇安庆和池州，威逼建康，长江防线崩溃。朝野大震，各界都冀望贾似道能出征，结果宋军大败。贾似道被贬，在赴任途中被监押官郑虎臣所杀。德佑元年十一月廿日，常州沦陷，元军举行大屠杀。不久平江也告沦陷，临安人心惶惶。德佑二年（1276年）二月初五，临安城里举行受降仪式，赵隰被俘。南宋灭亡。接着，赵隰之弟赵昰和赵昺被大臣保护逃出临安。赵昰在福州即位，是为端宗，改元景炎（1276年）。但是，小朝廷内部斗争不断，景炎元年十一月，蒙军逼近福州，十一月十五日，朝臣陈宜中、张世杰护送赵昰和赵昺乘船南逃，从此小朝廷只能海上行朝。景炎三年（1278年）春，小朝廷抵达雷州。四月十五日，年仅十一岁的赵昰去世。陆秀夫与众臣拥戴赵昺为帝，改元祥兴（1278年）。在元军猛攻下，雷州失守，小朝廷迁往崖山（即今天的广东新会）。元军在南宋汉人叛将张弘范领军紧追在后，对崖山发动总攻，宋军无力战斗，全线溃败。赵昺随陆秀夫及赵宋皇族八百余人集体跳海自尽。世人不耻张弘范，特于此立碑“宋张弘范灭宋于此”嘲之，宋朝到此宣告彻底灭亡。崖山海战极为惨烈，战后，有十万人自杀殉国，海上都是尸体。文天祥亲自目睹惨状，作诗云：“羯来南海上，人死乱如麻。腥浪拍心碎，飙风吹鬓华。”

请问 北宋 实行的 “厢军制度”,是怎么回事兵从哪里来

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在军队建设中，将军队划分为禁军和厢军两大系统，以禁军为核心加强军队建设，并利用厢军中的高素质兵员补充禁军，成功地实现了对厢军这一“藩镇旧兵”的改造，消除了藩镇割据的军事基础。但厢军作为“诸州之镇兵”，分布于全国各地，与禁军之间存在着互动和互补的关系①，其军事职能仍然存在，并发挥了防御和戍守的重要作用。

《宝庆四明志》指出：“国初收天下劲卒，列营京畿，南征北伐，率从中遣，故惟三司卒称禁军，州郡止有厢军镇守。”[3]

(卷7)这是对厢军军事职能的高度概括。北宋时期，厢军是镇守各地的常备兵种之一。据《武经总要》记载，“州兵”是宋朝沿边及各地戍守兵力的组成部分，例如定州路“置本路驻泊马步军都部署以下兵官，以州为治所，统定、保、深、祁、广信、安肃、顺安、永宁八州军。本路置州兵及朝廷遣禁旅更戍外，又领乡军、义勇，总五十八指挥，凡二万八千三百四十八人，咸隶之”[4]

(《前集》卷16上)。在宋代史籍中厢军被称为“州兵”的情况很多，这里所说的“州兵”指的正是厢军，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厢军的防御和戍守职能。

关于厢军的防御和戍守功能，宋朝的大臣也有不少议论。庆历三年(1043)六月，范仲淹指出：“臣窃知陕西禁军、厢军不下二十万众，防秋在近，必须养育训练，以期成功，在乎丰以衣食，使壮其力，积以金帛，示以厚赏，牛酒以悦之，律罚以威之。如此，则兵有斗志，将必增气。虽二十万众，合为一心，有守必坚，有战必强，平寇之期可卜也。”[5]

(卷141“庆历三年六月甲子”)庆历四年(1044)，富弼在《河北守御十二策》中分析了处于“沿边、次边”的北京、雄、霸、冀、祁、保、瀛、莫、沧、镇、定十一州，广信、安肃、顺安、信安、保宁、乾宁、永宁七军，北平一寨，共计十九城在地理上的重要军事意义和兵力部署情况，指出“今无事时，河朔已有驻泊、屯驻、就粮兵十八万，本城五万，至用兵时，约增十万人，则战兵足矣”[5]

(卷150“庆历四年六月戊午”)。范仲淹、富弼的议论说明，陕西、河北的厢军同禁军一样，也具有镇守地方的军事职能。

厢军在各地戍守的具体情况也有不少零碎的记载。例如：(1)真宗咸平五年(1003)，“于环、庆等州厢军马步军六千余人内选材勇者四千五百人，付逐砦屯防，以代禁兵”[2]

(《兵八》)。(2)仁宗庆历六年(1046)，郑戬知并州，兼并、代、泽、潞、麟、府、岚、石沿边经略安抚使兵马都部署，“时甲马隶麾下者凡十二部”，郑戬“自往训励，并无武锋精兵”，于是“复阅厢军，精勇者得三千人，迁补清边，声其数为十万，以夸戎人”。这三千厢军精勇成为郑戬备边的骨干，于是，他暗地里将数万戍兵遣还京师，使“众获休息，几减边费半”[6]

(卷36《文肃郑公墓志铭》)。(3)神宗熙宁年间，因“河外多旷土，上遣带御器械王中正募民为弓箭手以实之，用省戍兵。转运使赵子几因上兼募厢军策，而不较廪给之费”[5]

(卷248“熙宁六年十一月癸卯”)。熙宁五年(1072)十月诏：“熙河路依缘边四路例置横烽，遇贼入境，递相应接，其在蕃部地者，即以厢军守之。”[5]

(卷239“熙宁五年十月辛丑”)(4)哲宗元符二年(1099)，“访闻厢军戍平夏多被贼钞掠，惟以逃亡关报住请给”，于是朝廷下诏要求“平夏城等处厢军未知存亡，仍支请给，如及三年即住支”[5]

(卷518“元符二年十一月壬辰”)。由此可知，平夏城也有厢军戍守。以上例子说明，在北方和西北沿边地区有相当数量的厢军被用于戍边，与禁军相参屯防，执行戍守等军事任务。其中的精锐可以代替原有的禁兵。

需要指出的是，厢军戍边并不是个别地区或特定时期的特例，而是北宋时期较为普遍的现象，厢军是北宋对外防御中仅次于禁军的常备军事力量。同时，内地厢军也具有很强的镇守职能，具有潜在的威慑力。例如，仁宗时，“盗起京西”，房州“素无兵备，民凛凛欲亡去”，新任知州陈希亮“以牢城卒杂山河户，得百人，日夜部勒，声振山南，民恃以安，盗不敢入境”[7]

(卷75《陈希亮传》)。熙宁十年(1077)，宣抚司提议，“广源州初为州，须兵防拓，乞依熙、河、沅州例，配罪人为牢城。诏出自淮以南州军配罪人，并配广源州”[5]

(卷280“熙宁十年正月己卯”)。显然，广源设置牢城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拓”。

南宋时，厢军仍然具有戍守职能。例如，宋孝宗时，知夔州王十朋向朝廷提出西路马纲“并用厢、禁军，贴以吴璘正兵”的一个重要危害就是削弱了厢、禁军的镇守作用。王十朋说：

又夔峡为四川门户，长江上游，正赖此曹守御控扼，以壮天险之势。然土狭人稀，厢、禁军类多缺额，诸州每以招填不足为忧，重以出戍于夷陵，防秋于诸处者非一，所存无几。若又役以牵驾，疲于往来，以无几之卒伍，应无穷之马纲，非惟耗费钱粮，妨废教阅，正恐州郡空虚，因致意外之患，非细事也。[8]

(卷3《再论马纲状》)夔州为帅府，系屯兵之地。王十朋的议论正好说明这里的厢、禁军不仅平时教阅，而且还发挥着“守御”和“出戍”的作用。宋宁宗时，朱熹的学生黄干知汉阳军，积极备战，他在所上《汉阳条奏便民五事》中认为：“州郡之间，有厢军，有禁军，非独以备使令，盖将使之执干戈，以为攻守之用。”[9]

(卷24)黄干的议论大体反映了宋代官员对厢军军事作用的认识。上述事例说明，宋代各地厢军普遍具有防御和戍守的作用。

宋朝统治者曾试图强化厢军的军事职能。例如，仁宗时期校阅厢军出现以后，最高统治者予以首肯并大力推广，期冀教阅厢军能得“禁军之用”，厢军对外防御和对内镇压的军事职能再次得到凸显。宋神宗更在熙宁二年(1069)六月的诏书中说：“州郡厢军即前代本处镇守之兵军，宜料拣强壮，团结教阅，常留在城，以备盗贼，今后不得申奏乞差禁军防托。”[10]

(卷12)从而进一步明确赋予了教阅厢军替代禁军守备地方的军事职能。元祐二年(1087)，文彦博针对新制中厢军不再由枢密院置籍管理的问题，指出“密院谓之本兵之府，岂可内外五十万厢军，却无籍拘管，缓急出军行师，厢禁皆用，况厢军不独用于诸般营造、杂役”[11]

(卷29《乞兵部厢军密院置籍》)。文彦博在这里不仅说明了厢军由枢密院置籍管理的必要性，而且也道出了宋代厢军所具有的军事功能。

二

厢军的军事职能在宋朝军事制度上也有较充分的体现。更戍制度是北宋的一项重要军事制度，学术界对禁军更戍制度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较为重视，而对厢军更戍鲜有涉及。前引《宋史·兵志》所说厢军“虽无戍更”实际上是元代史臣的一个错误结论。更戍制度不仅在禁军中实行，而且也在厢军中实行。宋祁在《庆历兵录序》中说厢军“间亦更戍”[12]

(卷45)，《两朝国史志》中也说厢军“虽或戍更”[1]

(卷152《兵考四》)。仁宗时，蔡襄知福州，亲历了“本州厢军差在广南诸州屯驻，军回日，人数比去时大率死损一半，前后六七次尽皆如此”[13]

(卷26《乞厢军屯驻广南只于比近军州节次那移对替札子》)的状况。庆历八年(1048)三月，知制诰曾公亮在其上书中说：“自昔祖宗之制，东南诸州，唯迭遣厢军屯驻，至于藩镇，则量加禁兵驻泊，以为旁郡式遏，行之甚久，颇适事要。”[14]

(卷147《上仁宗答诏条画时务》)这说明北宋立国以后，东南地区普遍实行了厢军更戍制度，而且更戍厢军的分布地域广、数量多，只有藩镇才“量加禁兵驻泊”，东南地区的守备任务主要由厢军承担。另据《宝庆四明志》记载，明州的禁军威果指挥和厢军雄节指挥，“初皆更戍，在浙者或戍广，在江者或戍浙，欲其习险阻，忘顾恋也”[3]

(卷7)。《淳熙三山志》卷18对宋初以来福州厢军更戍两广和外路厢军更戍福州的情况记载尤详。其中，福州厢军更戍两广的情况包括：(1)咸平五年(1002)，“差借职庞翰往福州本城内抽差百五十人，赴潮州屯驻”；(2)至和元年(1054)，福州厢军“四十人赴浔州，五十人赴桂、宜州；至和二年，四十五人赴藤州，七十三人赴宾州，四十八人赴融州”；(3)熙宁八年(1075)指挥：“广西钤辖司并宜州驻泊已系就粮禁军、教阅厢军全指挥并依旧替换”，其中就包括“邕州驻泊福建等路畸零厢军一千人”；(4)熙宁十年(1077)，“克复广源、思浪等州要兵马驻扎，内抽差福州广节第一指挥一百一十人”。除差往两广外，福州的厢军还于熙宁六年(1073)被“差往本路州军屯驻”。外路厢军也被差往福州更戍，皇祐六年(1053)，“福州屯驻抚州骑射等指挥一百人，仍于抚州差人替归”；嘉祐二年(1057)，“福州屯驻抚州崇节、苏州牢城、润州水军等指挥各八十人，差人于逐州抽本城兵士前来抵替”。由此看来，则抚州骑射、崇节、苏州牢城、润州水军等指挥的部分兵士在一定时期也被差往福州屯驻。不仅如此，宋朝政府还规定了厢军更戍的年限，如嘉祐六年(1061)枢密院规定，“福建路差本城兵士赴广西屯驻，并二年一替”[15]

(卷13)。更戍的厢军发挥了镇守地方的作用，苏颂对此阐释得非常清楚：

臣伏以杭州东南要藩，控压江海，钤辖司总领一路兵甲、贼盗公事，其间郡县皆边江、湖，萑苻啸聚，盖常有之，而人情轻扬，易为摇动。当平居无事之日，尚须堤防，况值岁时不易，编户失业者多，盗贼乘间伺隙，可不预为之备耶？臣窃知向来有南京、曹、郓州厢、禁军三五指挥在彼驻泊，前年尽已抽归将下，未曾添填。或闻近日亦曾差拨前去，犹未及元旧人数。臣欲乞朝廷因此灾伤、盗贼稍多之际，特赐掇那近郡厢、禁军三数全指挥往彼驻泊，委自钤辖司常切体量，本路如有群党盗贼，州县力不能制者，立便相度人数，差拨应副，协力捕捉，免致展转结集，骚动州县。[16]

(卷19《论东南不可弛备》)苏颂曾知杭州，他对杭州守备情况的议论当是可信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杭州不仅一直有他处厢军驻泊，而且在这里驻泊的厢军也和禁军一样，具有对内镇压的军事职能。元丰年间，由于教阅厢军的兴起，厢军的更戍制度才被取消。

除了更戍制度以外，宋朝政府还通过巡检制度来发挥厢军对内镇压的军事职能。宋制：“巡检司有沿边溪洞都巡检，或蕃汉都巡检；或数州、数县管界，或一州一县巡检。掌训治甲兵，巡逻州邑，擒捕盗贼事。又有刀鱼船、战棹巡检，沿江、河、淮、海置捉贼巡检，及巡马递铺、巡捉私茶盐，各视其名分以修举职业，皆掌巡逻几察之事。”[3]

(卷3)可见，宋代巡检具有维护社会治安的职能，厢军在北宋中期以前则是巡检系统中的基本军事力量之一。庆历三年(1043)六月，知谏院欧阳修在《再论王伦事宜札子》中，针对“沂州军贼王伦所过楚、泰等州，连骑扬旗，如履无人之境。而巡检、县尉反赴贼召，其衣甲器械皆束手而归之”的严重情况，提出了一系列追究失职官员责任的建议和亡羊补牢的措施，均被朝廷采纳，其中一条措施便是允许地方巡检“自募兵卒，不拘厢、禁军，欲指名抽射者亦听”[5]

(卷141“庆历三年六月癸丑”)。蔡襄也在奏札中说，差往广南的福州厢军“又分在巡检下”[13]

(卷26《乞厢军屯驻广南只于比近军州节次那移对替札子》)。这说明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厢军都被隶于巡检之下，执行维护地方治安的任务。熙宁五年(1072)在以“保甲代巡检兵上番”的情况下，朝廷仍决定“巡检司量留厢军给使，余兵悉罢”[5]

(卷235“熙宁五年七月壬午”)。熙宁六年(1073)，两浙转运盐事司“乞益兵千人”，以禁止日益严重的盗贩私盐行为，也得到批准。王安石对此发表议论说：“两浙自去岁及今岁各半年间，所增盐课四十万，今又增及二十五万缗，而本路欲用四万募兵，增置巡检，甚便。”他进一步指出：

夫以所增盐课十分之一、二，足以多招厢军，使私煎者绝，则无复犯刑，其利一也。沿海之地，有戍守之兵，可以待不虞，其利二也。盐课大增，其利三也。[5]

(卷247“熙宁六年十月庚寅”注)从王安石的议论可以看出，两浙路要求“益兵千人”实际上是要增加厢军。在王安石看来，这些厢军不仅可以在巡检之下禁绝私盐、维护治安，而且也是守备地方的重要军事力量。以上事例充分说明，宋朝政府在巡检中使用厢军的情况是相当普遍的，厢军在北宋中期以前，一直是巡检中的骨干力量，发挥了维护社会治安、保证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作用。

元丰以前，巡检中的军兵不仅有厢军，而且也有禁军，元丰年间，巡检中的兵力构成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元丰三年(1080)七月，福建路提刑闾丘孝直奏：“诸巡检下兵级皆杂攒诸指挥厢、禁军或屯驻客军，其间多西北人，与本地分不相谙熟，差到年岁，稍能辨认道路、山川、人物，又迫移替。至于海道亦不惯习，使之相敌，终无必胜之理。请于逐处令招置土兵，以一半招收新人，一半许厢、禁军旧人投换，庶几新旧相兼，习熟使唤，仍就整于厢禁军内对行除豁。”[15]

(卷19)闾丘孝直的建议得到朝廷的采纳，“有旨令巡检下土军尽招置土兵，不得辄差团结军兵赴巡检下”[3]

(卷7)。闾丘孝直的建议和朝廷的旨令实际上是要实现巡检兵士的“本土化”，由此导致了巡检军兵成分的变化。此后，元丰六年十月，权发遣京西路转运判官孙览又针对巡检使用土兵的弊病，提出重新使用厢军的建议：

权发遣京西路转运判官孙览言：“看详诸路巡检土兵立法之意，盖谓土人习知本处人情、出入道路，易以缉捕盗贼。近巡历诸州，见所招土兵多老弱，堪被甲、可擒盗者十无三四，仍未必皆土人。欲乞逐路委监司一员选留外，改刺逐州厢军。”从之。[5]

(卷340“元丰六年十月辛巳”)由于招刺土兵同样存在弊端，朝廷又恢复了在巡检中使用厢军的制度，这也反映出朝廷在巡检军队构成上游移不定的态度。元祐以后，厢军开始逐步退出了巡检系统，元祐二年(1087)，“或言招置土兵，岁月既久，间多亲戚邻里，故相遮庇。乃勅诸路巡检下土兵以元额之半，轮差禁军，半年一替，将校、节级准此。其现今数多处，候有阙，差禁军填”[3]

(卷7)。崇宁二年(1069)，又有大臣指出“禁军所至，往往望替期，又不谙习彼处道里”的弊端，建议“依元丰法一概招土兵以代之”[3]

(卷7)，这实际上是闾丘孝直建议的翻版。是年八月，诏两浙东路巡检下人兵依旧法招置土兵，此后，巡检中的土兵代替了禁军和厢军。

《淳熙三山志》卷19对福建路巡检之下使用厢军的记载比较具体。在福建路，以教阅厢军充当巡检兵士的情况较为普遍。熙宁二年(1069)，当宋神宗强调厢军的守备功能时，福州仅有的教阅保节指挥(后改为广节指挥)200人，被“分为二番差往本州界及本路州军巡检下披带，一年(一)替”。福建路于熙宁五年(1073)“就整差拨巡检下厢、禁军，而福州兴化都巡检始定二百人为额，从福州差拨步军”。位于侯官的甘蔗洲巡检(兵额旧管一百八十人，熙宁五年更定一百人，州差步军充填)、福清的松林巡检(于本州厢军、禁军内差人巡防，以五十人为额)都有厢军服役。这说明在巡检之下维护治安是福建路厢军的一项基本任务。闾丘孝直提出逐处巡检招置土兵的建议得到批准后，福建路予以认真执行：

时本路八州军旧管、创添巡检二十八员，兵级三千五百人。除四处都巡检八百人，地分阔远，依旧轮差厢、禁军外，二十四处二千七百人及续添巡检四员三百五十人，共三千五十人，一概招募土兵。以额定人数一半，许厢、禁军中旧人投换，于本路厢、禁军内豁除消减威果八百人、教阅广节一千二百人，并创添招置未到广节一千五十人。除七州军消减外，本州惟广节减一百五十人。[15]

卷19福建路巡检在执行招募土军的政策时，除四处都巡检因“地分阔远，依旧轮差厢、禁军外”，其余巡检“一概招募土兵”，但又以一半的兵额“许厢、禁军中旧人投换”，厢军中的一部分由此“投换”为土兵，改变了原有的身份，厢、禁军的军额也被相应地“豁除消减”。从“豁除消减”的数量看，福建路巡检此前的军兵均是厢军和禁军，其中除威果八百人是禁军以外，其余均为厢军，这说明厢军在福建路巡检中占有多数。根据《宝庆四明志》的记载，两浙路庆元府巡检的情况与福建路大体相同，也并用厢军和禁军，但依据《皇祐敕》的规定，其“杭、秀、温、台、明五州界管辖盐场地分巡检，巡茶、盐使臣兵级，并差本城兵士，一年一替”。这些负责盐、茶事务的专业巡检使用的全是厢军。此外，直到宣和五年(1023)，庆元府的巡检还在使用厢军[3]

(卷7)。

三

厢军的对外防御和对内镇压职能不仅体现在军事布防以及更戍制度和巡检制度层面上，而且也体现在具体的军事行动中。考之史籍，在宋代不同的历史时期，在抵御外敌入侵和对内镇压的战斗中，厢军参战并不是个别现象。现对厢军参加战斗的战例加以考述，以期从另一侧面对厢军的军事职能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从厢军抵御外敌入侵的历史事实看，大体分三种情况：

一是在禁军战斗失利的情况下，厢军奋勇杀敌，取得了骄人的战绩。雍熙三年(1176)，宋朝北伐契丹失利，时“曹彬及刘廷让等相继败覆，军亡死者，前后数万人。缘边创痍之卒，不满万计，皆无复斗志。河朔震恐，悉料乡民为兵以守城，皆白徒，未尝习战阵，但坚壁自固，不敢御敌。敌势益振，长驱入深、祁，陷易州，杀官吏，卤士民。所过郡邑，攻不能下者，则俘取村墅子女，纵火大掠，辇金帛而去。魏、博之北，咸被其祸”[5]

(卷28“雍熙四年春正月”)。宋朝在军事上陷入极度被动的状态。雍熙三年(1176)十二月，代州新任知州张齐贤，在契丹兵临代州城下、援兵不至的紧急关头，临机决断，“选厢军二千迎敌”，“誓众感慨，一以当百，敌遂却走”，“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帐前舍利一人，斩首二千余级，俘五百余人，获马千余匹，车帐、牛羊、器甲甚众”[5]

(卷27“雍熙三年十二月”)。这是一次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成功战例，厢军大获全胜。此后，契丹又于端拱初自大石路南侵，张齐贤“预简厢军千人为五部，分屯繁峙及崞县，下令曰：‘代西有寇，则崞县之师应之，代东有寇，则繁峙之师应之，比接战，则郡兵集矣。’至是，果为繁峙兵所败”[4]

(《后集》卷10)。厢军再次取得了抗击契丹的胜利。张齐贤在雍熙北伐失利、宋军处于极度被动的形势下，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两次指挥厢军击退契丹的进犯，这不仅取决于张齐贤临机决断、措置有方，而且还取决于参战厢军的英勇奋战、“一以当百”。这两次胜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时宋朝在军事上的被动局面。

厢军以少胜多的战例同样发生在与西夏军队的战斗中。仁宗庆历元年(1041)，西夏军队进攻麟府地区，于八月攻陷丰州[5]

(卷133“庆历元年八月乙未”)，“引兵屯琉璃堡，纵骑钞麟府间，二州闭壁不出”[5]

(卷133“庆历元年九月庚戌”)，宋方在军事上处于不利地位。在此情况下，知并州高继宣募厢军为清边军迎击西夏军队，取得了三松岭之战的胜利：

初，元昊反，声言侵关陇。继宣请备麟府。未几，羌兵果入寇河外，陷丰州……俄寇麟府，继宣帅兵营陵井，抵天门关……进屯府谷，间遣勇士夜乱贼营。又募黥配厢军，得二千余人，号清边军，命偏将王凯主之。军次三松岭，贼数万众围之，清边军奋起，斩首千余级，其相躏藉死者不可胜计。[2]

(《高琼传》据《东都事略》记载，清边军是历仕真、仁两朝的明镐在担任陕西转运使期间组建的，史称明镐“阅同州厢军，得材武者三百人，教以强弩，奏为清边军，最骁勇，其后陕西、河东悉置此军”[7]

(卷63《明镐传》)。三松岭之战就是清边军成功抵御外敌入侵的具体例证。在这次战斗中，在双方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宋方临阵以厢军组成清边军，奋起杀敌，大败西夏军队，这充分说明厢军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与此同时，新任并代钤辖、“专管勾麟府军马公事”的张亢，在府州城外修筑堡垒，积极备战，厢军在战斗中发挥了示范作用：

宋朝是赵匡胤从柴家手里夺过来的

水浒传也是四大名著之一。中国明代长篇小说。又题为《忠义水浒传》，通行本简称《水浒》。一般认为是施耐庵著。关于它的作者，明人记载不一。郎《七修类稿》中说：“《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高儒《百川书志》载：“《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李贽《忠义水浒传叙》中提到作者时，说是“施、罗二公”。此外，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和王圻《稗史汇编》都记罗贯中作。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则说是“武林施某所编”,“世传施号耐庵”。综上所说,明人大致有三种说法：施耐庵作、罗贯中作和施、罗合作。现在学术界大都认为施耐庵作。施耐庵生平不详,一般认为是元末明初人。吴梅《顾曲麈谈》记施耐庵即元末剧作家施惠,不甚可靠。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江苏兴化地区陆续发现了一些有关施耐庵的材料,如《施氏族谱》、《施氏长门谱》和《兴化县续志》所载的《施耐庵墓志》和《施耐庵传》等。但这些材料相互矛盾处不少，且有明显不可信处，因此对于这些材料的真伪问题，学术界意见颇不一致，多数研究者持怀疑态度，尚待进一步研究。

施耐庵（约1296～1370）

中国元末明初作家。名子安，一说名耳。兴化（今江苏兴化县）人，原籍苏州。相传施耐庵是《水浒传》的作者。明嘉靖十九年（1540），高儒《百川书志》载：“《忠义水浒传》100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嘉靖四十五年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此书为“钱塘施耐庵的本”。万历年间，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指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今人一致认为施耐庵是《水浒传》作者。

有关施耐庵生平事迹材料极少，搜集到的一些记载亦颇多矛盾。自20世纪20年代，江苏兴化地区陆续发现了一些有关施耐庵的材料，有《施氏族谱》、《施氏长门谱》和《兴化县续志》卷十三补遗载有《施耐庵传》1篇、卷十四补遗载有明初王道生撰《施耐庵墓志》1篇。据这些材料分析，施于元明宗至顺二年（1331）中进士，曾官钱塘二年，因与当权者不和，弃职还乡，回到苏州写作《水浒传》，追溯旧闻，闭门著述，悒悒不得行其志。还有的传说他此时与元末农民起义将领张士诚有过联系。

《水浒传》是民间无名作者同文人作家集体创作的成果，其成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流传演变过程。《水浒传》描写的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发生在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6)，因声势极盛，便在民间产生许多奇闻异说，流传中不断得到无名作者的加工增饰。施耐庵就是在长期民间传说、民间说话艺术和元杂剧水浒戏的基础上加工写定成书的。

【《水浒传》的成书】《水浒传》的成书，取材于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故事。据《东都事略·侯蒙传》:“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又据《宋史·徽宗本纪》:“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宋史·张叔夜传》：“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钜舟十余,载掳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此外,李□的《十朝纲要》,宋代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和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也都有类似的记载。还有的记载说宋江投降后曾参加过征方腊之役。从这些记载里，可以知道这支起义军，人数不多（但也决不止36人），战斗力很强，在群众中甚有影响，曾经给宋王朝造成一定的威胁。宋江等起义的年代大约在宣和元年(1119)至宣和三年(1121)，前后三年多。

宋代说书伎艺兴盛，在民间流传的宋江等36人故事，很快就被说书人采来作为创作话本的素材,南宋罗烨《醉翁谈录》记有小说篇目《青面兽》、《花和尚》和《武行者》，这当是说的杨志、鲁智深、武松的故事，此外，《石头孙立》一篇可能也是水浒故事。这是有关《水浒传》话本的最早记载。南宋末有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序里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并说在龚开之前有画院待诏李嵩，曾画过宋江等人像。但龚开的赞并未说故事内容。现在看到的最早写水浒故事的作品，是《大宋宣和遗事》（见《宣和遗事》），它或出于元人，或为宋人旧本而元时又有增益。有的研究者认为它是说书艺人的底本。它所记水浒故事梗概，从杨志卖刀杀人起，经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惜、九天玄女授天书,直到受招安平方腊止,顺序和现在的《水浒传》基本一致。这时的水浒故事已由许多分散独立的单篇，发展为系统连贯的整体。元代杂剧盛行，有大量的水浒戏出现，元杂剧和《大宋宣和遗事》所记水浒的人物姓名大致相同，但聚义地点不同,杂剧说的是梁山泊,《遗事》说的是太行山;杂剧中已有“一百八个头领”之语,《遗事》只提到了36将的绰号姓名；《遗事》中写李逵位列第14，燕青位列第28，杂剧中李逵是第13头领，燕青是第15头领。凡此种种，可见在《水浒传》成书以前，水浒故事在流传中内容细节上颇有异同。这或者同在不同地区流传也有关系。施耐庵正是把这些在不同地区流传的故事，汇集起来，经过选择、加工、再创作，才写成这部优秀的古典名著《水浒传》。

【思想内容】《水浒传》以它杰出的艺术描写手段，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过程的一些本质方面。《水浒传》的社会意义首先在于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及统治阶级的罪恶，说明造成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是“官逼民反”。作品开头写了一个一向被人厌弃的破落户子弟高俅,靠踢球被端王看中,后来这位端王作了皇帝（徽宗），高俅一直被提拔到殿帅府太尉，而这位皇帝也不过是个专会串瓦走舍的浮浪纨□儿。他的亲信大臣还有蔡京、童贯和杨戬等，他们构成了一个最高统治集团，蔡、高等人以他们的亲属门客为党羽心腹，如梁世杰、蔡九知府、慕容知府、高廉、贺太守之流，在他们的下面，则是一些贪官污吏、土豪恶霸，从上到下，狼狈为□，残害忠良，欺压良善，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形成了一个统治网。《水浒传》在揭露这些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如何欺压人民的罪行时，首先叙述了高俅迫害王进的故事，因为王进的父亲早年比武时，一棒打翻了高俅，高俅任殿帅府太尉后,到任的第一天就官报私仇,无端责罚王进，害得王进连夜奉母逃走。作者还写了高俅为了让儿子霸占林冲的妻子，千方百计谋害林冲。高俅作为那个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他身上体现了凶残、阴险的权□特点，也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和腐朽的本质。此外，《水浒传》中还写了地主恶霸的种种作恶行为，如郑屠霸占金翠莲，西门庆害死武大，毛太公勾结官府构陷猎户解珍、解宝。

【艺术成就】《水浒传》在艺术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人物形象的塑造能写出复杂的性格内容，人物性格的形成有环境的依据，同时随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发展。人物形象带有理想色彩，同时又深深地扎根于生活的土壤之中。《水浒传》不单以情节的生动紧张取胜，还有较丰富真实的细节描写。小说在民间口语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通俗、简练、生动、富于表现力的文学语言。与内容相适应，前70回连环套式的艺术结构也独具特色。

【版本】《水浒传》是中国古代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流传极广，对后世影响很大。其版本有简本、繁本两个系统。明清以来流传的版本较多，各本差异较明显，较流行的是70回、100回、120回3种繁本。

总之，《水浒传》描写了封建统治阶级中自上到下的对人民的压迫者。而受压迫的人中还有正直的上层人物，如柴进、杨志等。有压迫就有反抗，《水浒传》写林冲被逼上梁山就具有典型意义，说明了“乱由上作”的道理。《水浒传》写晁盖等劫取北京留守梁世杰的不义之财，也具有典型意义，它表现了人民对贪官污吏剥削行为的反抗和打击。由这种反抗，也使晁盖等人走上造反的道路。“智取生辰纲”中白胜唱的一首山歌：“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似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更是唱出了历代被压迫人民的不平，反映了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

《水浒传》写英雄们走上反抗的道路，各有不同的原因和不同的情况，但是在逼上梁山这一点上，许多人是共同的。如阮氏三雄的造反是由于生活不下去，他们不满官府的剥削，积极参加劫取“生辰纲”的行动，从而上了梁山。解珍、解宝是由于受地主的掠夺和迫害起而反抗的。鲁智深是个军官,他嫉恶如仇,好打不平，因此造成和官府的矛盾，结果被逼上山落草。武松出身城市贫民，为打不平和报杀兄之仇，屡遭陷害，终于造反，勇猛地向统治阶级进行冲击。他是从血的教训中觉醒过来的。林冲原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是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家庭出身和官场生活，养成了他奉公守法，安分守己的性格，但他毕竟也被逼上梁山，这说明在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复杂，政治极端黑暗的情况下，统治阶级内部必然发生分化，其中的一些人因受到当权派的排挤打击，起而反抗，也会投身于农民起义的洪流。怒杀西门庆选自明代崇祯袁无涯刻本《水浒全传》插图吴用智取生辰纲选自明代崇祯刻本《英雄谱》插图

《水浒传》反映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的规律，是循序渐进，步步深入，而终于全面展开的。英雄们的起义行动，是由小到大，由个人反抗，到集体行动，由无组织到有组织，由小山头到大山头，最后汇成一股浩浩荡荡的起义巨流。鲁智深、武松等人的斗争活动，开始多半是出于被迫，或是抱打不平，或是出于个人报复性的反抗，后来上了二龙山落草，接着又参加梁山起义。“智取生辰纲”最初就是有组织的反抗行动，但晁盖等上梁山后，就更大规模地反抗政府了。起义的武装，也是由小股发展到大股，最后都汇合到声势浩大的梁山泊。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对于这些英雄人物，予以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讴歌，歌颂了这些人物的反抗精神、正义行动，也歌颂了他们超群的武艺和高尚的品格。一些出身下层的英雄人物，如李逵、三阮、武松、石秀等，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感受最深，因此当他们一旦造反后,他们的反抗性也最强,什么统治阶级的法度条例，对他们毫无约束，象李逵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他们为了起义的正义事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作者对这些英雄人物的赞扬，完全是出自内心的热爱。作品歌颂这样一批被统治阶级视为所谓“杀人放火”的强盗、朝廷的叛逆，一些所谓“不赦”的罪人，把他们写得如此光辉动人，可敬可爱，这显示了作者的胆识和正义感情。与此相反，作者对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则将他们写得丑恶不堪，和梁山英雄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启发人们去爱什么人，恨什么人。金圣叹评论《水浒传》“无美不归绿林，无恶不归朝廷。”不管金圣叹主观动机如何，这句话却确实说明了施耐庵的思想倾向和《水浒传》的深刻社会意义。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中国的农民富有武装斗争的传统和经验，但用文学形式来歌颂农民战争,并且真实生动地作全面的艺术再现的,只有《水浒传》。《水浒传》在记叙歌颂起义军的武装斗争时，还比较重视战争经验的总结，起义军战胜敌人，不仅凭勇敢,还靠智慧。《水浒传》中这方面的事例很多,“三打祝家庄”是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毛泽东曾经赞扬“三打祝家庄”是合乎辩证法的最好的事例。梁山起义军在这次战役中能够重视调查研究,对敌分化瓦解,并采取打入内部里应外合的办法，终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水浒传》中有关战争的描写，可与《三国志演义》相媲美。清代刘銮的《五石瓠》里说：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张献忠“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

《水浒传》中所描写的起义军的政治主张，虽然说得不十分明确,却可以看到他们有着“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不管什么出身“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的理想。联系到他们“杀富济贫”的行动，表现了人民反对封建经济的贫富悬殊和政治上的等级贵贱之分，反对封建社会的阶级剥削和政治压迫，这是对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宣战，反映了广大受压迫人民的愿望。

《水浒传》中用以组织群众和团结群众的思想基础是“忠义”。这里所说的义，它在某种程度上注入了被压迫阶级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观念，这一点，有些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是有所觉察的。明人郎瑛就说过：“逆料当时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江必有之。”这实际上是说《水浒传》所说的义不完全同于历来统治阶级所说的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下层人民也常讲义，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免受暴力的欺凌，自然产生一种团结御侮的愿望，这种愿望，在为生活所迫、流落他乡异地的一些游民身上，反映得尤为强烈，他们最讲朋友之间的义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进而至于“济困扶危”、“杀富济贫”，都是“义”的表现。因此，《水浒传》中所写的义，在特定的环境中,具有反封建反压迫的性质,而不同于儒家的纲常伦理中的“义”。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所以《水浒传》里的“义”，还不能取代旧的伦常观念的地位和作用。《水浒传》里的“忠”,有忠于梁山事业的内容,但它又有忠君思想，在许多场合里，“忠孝”这种封建伦理大节被放在首位，而把“义”置于次要地位，这就是江湖义气没有突破封建道德的表现，梁山泊一些斗争性最强、革命最坚决的人物，最终也不免在讲义气的情况下跟着宋江接受招安,义气服从了忠君,就是《水浒传》所写的“义”本身存在严重缺陷的证明。

《水浒传》作者歌颂梁山义军，却又反对方腊起义，实际说明他同情、歌颂的是一种不彻底的农民起义，也就是不去推翻封建王朝的起义，不“僭号称王”的起义。所以，《水浒传》中出现了“替天行道”的口号。“替天行道”固然有其反抗的意义，但是由于遵奉天命，这就不能突破君主观念，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正是统治阶级借天命来欺骗人民,所谓“奉天承运”,“天命所归”，历来帝王正是借天命来统治万民的。《水浒传》中“替天行道”的意义,说的是朝廷无道时,由这些好汉来“替天行道”,而朝廷昏暗的原因,则是“□臣蒙蔽了圣聪”，因而他们造反便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所以最终又不得不归服天子脚下，而“替天行道”的大旗，也终于换成“顺天”、“保国”了。这也是《水浒》英雄们最终走上悲剧结局的原因之一。

《水浒传》全书可分前后两大部分，前半写各路英雄纷纷上梁山大聚义，打官军，受招安。后半有五个部分组成，即征辽、平田虎、平王庆、平方腊及结局。其中田虎、王庆两部分是后来加的，今所见较早的百回本，征辽之后紧接平方腊。但有的研究者认为，征辽也可能是插增的，因为第一，征辽的事不同于受招安和平方腊，历史上无迹可寻。其次，和平田虎、王庆一样，征辽中梁山一百单八人无一死亡。这个看法尚有争论。从思想内容来说，《水浒传》前半是写人民反官府，是反映阶级矛盾的,后半则是写忠臣反□臣,是反映统治阶级内部的忠□矛盾。作者写了宋江的受招安，固然是表现出严重的思想局限,但也反映了民族爱国思想,鲁迅说：“其中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扰乱，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而为盗……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为仇视外族，便想用较胜于官兵的盗来抵抗他。”这话是有根据的，水浒故事流传的时间正是民族矛盾尖锐的时代,《水浒传》的后半部分写宋江等人受招安,和这一背景不无关系。而征辽部分的出现，则是这一思想的继续和发展。至于忠臣反□臣，也是和这一思想有关的。在小说结尾写“史官有唐律二首哀挽”宋江等梁山人物，其中说：“不须出处求真迹，却喜忠良作话头。”《水浒传》的作者是把宋江作为忠臣来描写的。第85回辽国欧阳侍郎招降宋江，吴用向宋江献策：要富贵，投降辽国；要忠义,报效宋朝。宋江说：“吾辈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这里的“尽忠报国”实际上就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民族立场。

宋江投降之后，“水浒”英雄始终受□臣排挤、打击和陷害,最后宋江等被□臣害死。这样的悲剧结局,对于揭露统治者的罪恶,和作者对受招安者的鉴戒来说,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总之，《水浒传》通过艺术形象表现的“官逼民反”的现象，深刻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本质，它所表现的梁山泊英雄轰轰烈烈的大起义，有力地冲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在文学史上是罕见的。它描写的梁山义军受招安后尽管讲忠义，打外敌，平内乱，还是不见容于当权执政者，还是落得悲惨的结局，也深刻地传达了一种历史教训。

《水浒传》的艺术特色《水浒传》作者以其高度的艺术表现力，生动丰富的文学语言，叙述了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塑造了众多可爱的个性鲜明的英雄形象。

《水浒传》继承与发展了中国古代小说与讲史话本的传统特色。故事极富传奇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起伏跌宕,变化莫测。每一故事的高潮,都紧扣读者的心弦。如“拳打镇关西”、“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惜”、“武松打虎”、“血溅鸳鸯楼”、“江州劫法场”、“三打祝家庄”等等,数百年来一直脍炙人口。但《水浒传》并不是单纯为了追求故事情节的离奇而迎合群众的，而是紧紧围绕着“官逼民反”这一思想，把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融合在一起。武松、林冲、卢俊义三人都武艺高强，是梁山第一等好汉，三人都受过官府的陷害，被充过军，而武松和林冲、卢俊义的表现却大不相同。林冲、卢俊义在充军的路上受差人任意摆布，忍气吞声，有时还向差人乞怜哀告。两人又都是受骗被捆在树上低头受死。武松则相反，第一次充军孟州，一路上反而是两个差人服侍他。二次充军恩州，押解他的两个差人被人收买，再加蒋门神的两个徒弟，合谋在半路上害死他，四个带刀的凶手，对付他一个带枷的犯人，反被他轻而易举地给收拾了。他还不解恨,一口气奔回孟州,杀了张都监、张团练和蒋门神等，才算出了一口恶气。林冲、卢俊义不是武艺不精，原因在于,他们一个是北京首富,一个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都是有身分有地位的人，各有家室，不幸遭受冤枉,只希望服刑期满,重振家声。两人又是懂法度的人，又存有幻想，在公人面前是怀怒未发，忍一口气。而武松，无家室之累，久走江湖，养成强悍的性格，无所顾忌，也就无所畏惧，加上他受欺被诬,不断被人暗算,所以报复心强，手段也狠。林冲、卢俊义和武松,表现截然不同,但他们二人也有些不同，林冲的反抗性还较卢俊义为强。

《水浒传》的语言是以口语为基础，经过加工提炼而创造的文学语言。其语言特色是明快、洗炼、准确、生动。无论是作者的描述语言,还是作品人物的语言,许多地方都维妙维肖，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写景、状物、叙事、表情,极为灵动传神。《水浒传》叙事,善于白描，简洁明快，没有滞拙的叙事和冗长繁琐的景物描写。偶有写景文字,又极精彩。如武松不听酒家劝告,乘着酒兴单身上山，看了庙门上的告示,才知真的有虎,他稍为犹豫了一下，还是硬着头皮上了岗子。这里作者只用了两句话衬托此时的气氛和心情：“回头看那日色时，渐渐地坠下去了”,武松“踉踉跄跄直奔过乱树林来”,既写出了老虎活动的时间，又写出了老虎出没的环境。两句话就把一种恐怖悲凉的气氛和心情和盘托出，让人感到此时此地不知什么时候会突然跳出一只活老虎来。《水浒传》的叙事，要言不繁，恰到好处,而又绘声绘色,鲜明生动。“武松打虎”是历来传诵的好文章，写得极为传神，写人虎相搏，写老虎一扑、一掀、一剪三般拿人的本事，和声震山岗的吼声，一只活生生的真老虎就跃然纸上。几经搏斗，老虎威风渐减，最后如何被武松按住，如何挣扎，如何被武松打死，写得活灵活现，十分逼真。通过这些描写也就更好地突出了武松的英雄形象。

《水浒传》人物语言的性格化，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通过人物的语言不仅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点，而且对其出身、地位以及所受文化教养而形成的思想习惯有时也能准确地表现出来，所谓“人有其性情。……人有其声口。”如李逵第一次见宋江，就问戴宗：“哥哥，这黑汉子是谁？”戴宗责备他粗鲁，他不服，等戴宗向他介绍了情况，他还说：“莫不是山东及时雨黑宋江！”他心里怎么想，口里就怎么说，他是个粗人，见人不懂得什么客套和应酬之事，不受礼节的约束，他刚上梁山便大发狂言：“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作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作小宋皇帝……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象大宋皇帝、小宋皇帝等话，只有李逵才说得出，是极富个性化的语言。其他如阮小七的心直性急，吴用的足智多谋，宋江的谦虚下人，通过他们的对话，无不令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鲁迅曾经指出：“《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

现代国家中有没有继承宋朝

曾经有位外国人向专家咨询，“想要研究中国历史去哪里最好呢？”专家答曰：“如果要研究中国的历史，不必来中国大陆。想研究唐朝就去日本，宋朝就去韩国，元朝就去蒙古，明朝就去缅甸，清朝的话就去香港，民国时代就去台湾，至于文化大革命嘛，去北朝鲜就行。

只是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准确，只是大概意思对了。

中国和日本的交往在秦汉时期就开始了，不过那时的日本缺乏统一、稳定的政权，所以在中国学到的东西无法系统的继承保留下来。到了唐代，中国和日本的交往频繁而且全面，而且日本处于相对比较平稳，发展比较迅速的年代。在唐代交流学习到的很多东西比较好的继承保留下来了，所以日本的很多东西带有比较明显的中国唐朝风格，比如日本刀、古建筑等等（当然，很多东西以后也经过了比较大的融合改变）。所以说，日本有些东西保留了中国唐代的影子。

韩国也是深受中国影响的，从最早的“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到后来的高丽，都听从当时的中国或作为臣属国。所以很多东西也是保留了很多中华民族文明的影子，其中明朝时期的影响保留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