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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的爱国公约运动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广大城乡，不论是单位还是家庭的墙壁上，总会贴着各式各样的公约，蔚为大观。那时，全国正在进行着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公约运动。这场运动是抗美援朝运动的历史产物。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束，爱国公约运动也完成了其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如今，爱国公约在人们的阅读视野下几乎消失，业已问世的各类共和国史著述和中共党史著述涉及不多，至今未有专门论述。那么，爱国公约运动是如何演绎其历史命运的？笔者搜集了这方面的文献资料，草成一文，试图梳理出它的来龙去脉。

随着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爱国公约运动应运而生

爱国公约是抗美援朝运动的产物，是人民群众表示爱国决心和爱国行动的一种方式。1950年10月26日，全国人民抗美援朝运动的统一领导机构——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简称“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成立。

1951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广泛进行蔑视、鄙视、仇视美帝国主义与提高民族自信心、自尊心的教育，提出爱国运动应以发起订立爱国公约、慰劳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争取全面的公正的对日和约等三事为中心。

同年3月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爱国教育、准备今年“五一”全国大示威的指示》。指示要求，通过开展广泛、深入的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时事教育工作，争取达到订立爱国公约、及早准备今年的“五一”大示威、巩固与扩大爱国主义的劳动竞赛等4项目的。

3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普及爱国公约运动》的社论。社论指出：推广爱国公约运动是巩固爱国运动成果的一个很好的方法，目前这一运动正向全国各大城市和一部分中小城市以及某些乡村中展开。该社论的发表，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爱国公约运动的发展。

紧随而至的4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了《各地应普遍建立“抗美援朝分会”的通知》。通知说：所有市和县以上各级均应建立抗美援朝分会，以便使全国每一处每一人都能参加抗美援朝运动。各地分会领导机构中，应吸收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其他各方面的爱国民主人士中的代表人物参加。全国各地抗美援朝分会的建立及领导机构成员的民主化和广泛性，推动了抗美援朝运动的深入发展。

1951年6月1日，为了进一步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爱国热忱，解决一部分财政上的困难，使抗美援朝运动更加深入地发展，“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号召》（时称“六一号召”），号召在全国普遍开展订立爱国公约运动。“六一号召”强调指出，各地各界群众已经订立的成千成万的爱国公约，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具体化，是各订约单位的一种具体的爱国行动纲领。它要求全国人民抓紧并充分运用这种形式，进一步推进生产、工作和学习及其他各项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建议全国所有各界人民，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街道和农村，都按照自己的业务，围绕抗美援朝运动，订出具体的爱国公约；还建议在性质相近的订约单位间开展实现爱国公约的竞赛运动，并定于1952年1月普遍检查这种爱国竞赛的结果，评定优劣，奖励模范，以保证大家所订立的公约能够圆满地实现。同时，它也发出了开展增产、捐献武器和优待烈属军属及残废军人运动的号召，要求将爱国增产、捐献武器和优抚工作都应该订入各单位的爱国公约，并且成为它的重要内容。

“六一号召”发出后，全国人民积极响应，并立即行动起来。工厂、农村、机关、学校、街道，以及青年团、工会、青联、妇联、学联、人民救济会、红十字会、宗教协会等社会团体，都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提出了落实号召的具体要求与措施。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爱国公约运动就在全国铺开了。

各单位、各系统结合自身实际，制订出了较为可行的爱国公约内容和措施

爱国公约内容一般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爱国公约中共同的内容，其中包括表达人们对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人民政府、人民军队的热爱，对志愿军抗美援朝行动的拥护，对人民政府镇压反革命的支持等；另一部分内容就是结合本单位、本系统的具体情况，从自身的政治水平和工作性质出发，制订出较为可行的内容和措施。如许多劳动者在订立爱国公约时提出，“祖国要什么，我们有什么，前后方一致行动起来就能打败美国鬼子”等；许多学生在爱国公约上写着“学好本领，锻炼身体，随时响应祖国号召”；农民保证加紧生产，多打粮食，支援前线；医药界表示做好卫生工作，保证人民身体健康；宗教界保证与帝国主义断绝联系，订立了革新宣言，协助人民政府镇压反革命；工商界订立公约的主要内容是拥护政府的政策法令，遵纪守法，增产节约，踊跃纳税，买卖公平等。

当捐献运动蓬勃开展后，人民群众又纷纷修订爱国公约，把具体的增产捐献计划等列为公约的重要内容。其一，增产节约，支援前线。爱国公约的一个基本内容就是开展以爱国增产节约为内容的劳动竞赛活动。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全国工业企业的爱国增产竞赛运动和农村的爱国丰产竞赛运动搞得热火朝天；与此同时，工厂、机关和学校开展了节约及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其二，捐献武器，支援前线。在贯彻落实爱国公约运动中，群众把爱国之情倾注于捐献飞机、大炮，以便狠狠打击侵略者的行动上。当时是有钱的出钱，无钱的出粮，谁也不肯落后。其三，拥军优属，踊跃支前。1950年12月22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开展拥政爱民拥军优属运动的指示》，同时公布了五项优抚条例。为使优抚工作落到实处，各级政府及厂矿、学校、商行和农业社、互助组等，都把拥军优属列入爱国公约，订立了“先军属，后自己”的公约。如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政府每逢年节给军烈属送米、面、猪肉等，还组织秧歌队，敲锣打鼓，载歌载舞，给军烈属拜年，送光荣灯，挂光荣匾；对生活有困难的军烈属给以救济，使之安居乐业。在农村，普遍成立了优抚委员会，由委员会和村长共同负责对军烈属的包代耕工作，以解决其因劳力不足在生产上造成的困难。

捐献运动推动了爱国公约运动，同时，深入开展的爱国公约运动为增产捐款提供了保证。到1951年底，全国范围内绝大部分农村、街道、工厂、行业、互助组、生产组、家庭等，普遍地制订了本单位与个人的增产或增收、节约开支的捐献计划，并以此作为爱国公约的中心内容之一。例如，天津县在讨论制订爱国公约时，紧紧抓住了爱国捐献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相结合的原则。工人代表提出要在捐献运动中提高生产技能，创造新纪录，每人每月增加2个工作日，把所得工资和奖金的一部或全部捐献出来支援志愿军。农民代表提出，进一步开展爱国丰产运动，每亩园子增产15斤粮食，每亩稻田增产150斤稻谷，每亩旱田增产20斤粮食，把增产的一部分捐献出来购买飞机、大炮。

但是，由于地方干部对爱国公约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对爱国公约的组织领导各地也存在不少问题，不少的爱国公约流于形式，甚至干部包办代替。如无锡县委领导检查的无锡藕塘区扬西乡第六村，该村有120户，爱国公约有9户没有订，61户是干部代订，开过家庭会议讨论订的有30户，家长一人包办订的有30户，且内容都很空洞。其中最典型的是乡政府的公约，甚至将“升国旗要立正”也列在里面。

为了使爱国公约得以落实，克服和纠正订立公约中流于形式等不良倾向，各地党委与“抗美援朝分会”对本地爱国公约运动进行了检查和修正，从而使爱国公约运动得以健康地发展。例如江苏省苏南区党委要求：“必须抓紧订立爱国公约运动的检查工作”，“特别注意总结与推广好的典型，以提高一般的，带动落后的，并克服现有的某些偏向”。他们并总结了订立公约的四条方法：订前要充分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订时要让群众充分地进行民主讨论；订的内容要切实具体，简易可行；制订了以后要按期进行检查。

人民群众纷纷捐钱捐物，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

爱国公约是人民群众为自己制订的反帝爱国的奋斗纲领和行动计划，运动的开展有助于将人们的爱国热情转变为爱国行动，推动国家各项工作的开展，特别是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推行订立爱国公约与捐献飞机、大炮的“六一号召”发出后，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人们积极行动起来，踊跃捐献，汇成了一股伟大的爱国洪流。

湘潭县猪鬃公司职工陈楚生，长期捐献出自己工资的40％，另外还捐献出为准备结婚而积蓄的50万元（旧币，下同）。北京石景山钢铁厂的职工，通过加班劳动、捡废铁、捐奖金、增产等办法，捐献“石景山钢铁厂号”战斗机1架。天津码头工会第三分会的工人捐款1300多万元。甘肃玉门油矿的职工用增产所得，捐献“石油工人号”战斗机1架。

四川简阳县棉农在两个月内就上交了捐献两架“棉农号”战斗机的现款。辽宁省安东市烈属模范宋传义，把种菜卖的钱和挖野菜卖的钱全部捐献出来，成为远近闻名的“爱国老人”。全国劳动模范李顺达和他领导的互助组，向山西省农民倡议捐献“中国农民号”飞机。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谭楚云老人，把每天挑水攒下来的钱存放在“抗美援朝集金筒”里，为购买飞机、大炮作贡献。

河北省沧县师范附小的学生组织了腰鼓队、秧歌队宣传爱国捐献。河北省秦皇岛市刘庄小学的学生把自己节省下的糖果钱捐了出来。他们唱道：“志愿军叔叔开飞机，伯伯放大炮，为了消灭美国侵略鬼，不吃糖果捐献飞机。”

文艺界人士也纷纷加入到捐献的行列中。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带领“香玉剧社”到处奔波演出，以全部演出收入和自己的积蓄，捐献了1架“常香玉号”战斗机。河北沧县4个剧团赶排了关于爱国捐献的新剧，联合义演两天，把400多万元的收入全部捐献给全国文联购买“鲁迅号”飞机。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研究所的袁静、孔厥捐献稿费1000万元，用于购买“鲁迅号”飞机。作家丁玲、周立波等捐献稿费1200多万元、金戒指2枚；作家刘白羽捐献稿费200万元。

全国妇联也适时发出了《为响应抗美援朝总会三项爱国号召的决定》，号召全国妇女再接再厉，深入开展爱国公约运动，以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来踊跃捐献武器，并争取达到向祖国捐献“妇女号”飞机等光荣的目标。宋庆龄与天津各界妇女一道，为捐献“天津妇女号”飞机集资。四川泸州市工商界筹委会各行业主任和各联营社经理60多人捐献了1030万元。

1951年8月，“六一号召”发出才两个月，全国就捐献了可购买2200多架飞机的金额。到1952年5月，捐献人民币5．5万亿多元，可购买3710架战斗机。这次捐献运动，大大改善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武器装备，提高了他们的作战能力，更有效地打击了美国侵略者。

1951年10月，毛泽东发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中央人民政府发出“开展爱国增产竞赛运动”的指示。“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在发出捐献飞机、大炮和推广爱国公约通告的同时，提出了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的口号，以增加收入作为捐献之款。许多地方把爱国公约、劳动竞赛以及增产节约运动结合起来，号召人民群众开展劳动竞赛，涌现出一大批劳动模范。

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工人马恒昌，将邻近车间组成3个小组，利用集体智慧开展技术革新，以增加生产，并向全国工人提出挑战。鞍山钢铁公司工人孟泰，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被评为“全国特等劳模”。青岛纱厂17岁女工郝建秀，以工厂为战场，创造出的先进工作法在全国纺织工业中推广。据不完全统计，在工业战线上，1951年第一季度全国有2800多个厂矿、企业开展了劳动竞赛，参加竞赛的职工达200多万人。许多人都说：订了爱国公约后，每做一件事就得想到合不合爱国公约；一听到国家号召，就想到自己所担当的责任。全国有220多万个农业互助合作组织和许多个体农民，纷纷展开了爱国增产竞赛活动。在山西省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和他领导的互助组向全国发出爱国增产竞赛的挑战书后，全国有1．2万多个互助组、2700多个农业劳动模范积极响应挑战。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从1951年下半年开始到1952年底的一年半时间内，仅东北地区就为国家增产、节约了相当于2737．7万吨粮食的财富。在1953年一年内，华北、华东、西北等地为国家增产、节约了15万多亿元的财富。

以订立爱国公约，捐献、增产、节约为主要内容的支援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对于增强我国的国防力量、增加工农业生产、保持物价稳定、提高工作效率等起了重大作用。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期间，全国人民为朝鲜前线提供作战物资达560多万吨，巨大的物力支持，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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